保罗信仰的起源

耶稣的主权（下）

作者：约翰·格雷沙姆·马钦

当然，基督徒使用一个在异教祭仪中也使用的称号，并不能证明基督教依赖于异教。因为“主”这个称号几乎和“神”一样，是用来指代神圣的。无论这个词的宗教用法起源于哪里，它已经成为希腊语的一部分。一个想要宣扬独一真神的传教士，如果他用希腊语说话，就必须使用“神”这个术语，当然，这个术语在异教中也曾被使用过。同样，如果他想用一个词来称呼耶稣为神，同时又要将他与父神区分开来，他就必须使用“主”这个词，尽管这个词在异教中也曾被使用过。无论是哪种情况，使用希腊词并不意味着受到多神教中与该词相关的概念的任何影响。

但希腊语中称呼耶稣为“主”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远超于它在希腊语使用者中的普遍使用。这个术语的宗教用法不仅限于异教徒的祭祀仪式，而且在希腊语旧约中也同样，甚至可以说更加牢固地确立了其地位。在七十士译本中，“主”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中的“雅威”。讨论译者选择这个词的理由似乎已无关紧要。毫无疑问，希伯来词语周围已经聚集了一些联想词，因此需要一个表示“主”的词语。人们可以提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选择“kyrios”而不是其他希腊语中表示“主”的词语。或许“kyrios”的词根含义更好地表达了人们想要的观念；也许“kyrios”已经具有了一种宗教含义，而其他词语则没有。无论如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kyrios”就是被选中的词语。

而且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基督教最初是在七十士译本的读者中传播开来的。七十士译本是犹太会堂的圣经，在会堂中，不仅犹太人听到它的朗读，而且一大批外邦人，也就是《使徒行传》中的“敬畏神”的人也听到它的朗读。外邦人传道的开始就是从这些“敬畏神”的人开始的。即使在最早期的外邦人皈依者中，可能有极少数人没有经过会堂的洗礼，但是七十士译本立即被用于他们的教导中。因此，当基督教传教士用“主”这个称呼指代耶稣时，听众立即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立即就知道耶稣占据了一个只有上帝才占据的位置。因为在希腊文圣经中，“主”这个称呼被无数次地用作以色列约之神的至圣之名，而这些经文被自由地应用于耶稣。

七十士译本中使用“主”这个称呼，并将七十士译本中的经文应用于耶稣，这在保罗的书信中被视为当然，这对于早期基督教传道来说，比在异教徒崇拜中使用“主”这个称呼重要得多。并且它比后者更能揭示出这个称呼应用于耶稣时的原初意义。但是，异教徒的使用是有趣的，布瑟特和其他人对此的阐述应该被感激地接受。一个重要的事实已经被现代研究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这个事实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世纪，希腊语单词“kyrios”在希腊语所及之处，无疑是一个表示神性的称呼。的确，这个词的常用用法仍然存在；这个词仍然表达了主人对其奴隶的关系。但是，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征性的宗教术语，特别是根据七十士译本固定下来的宗教意义，它出现在新约中。

因此，当现代教会中的某些人称耶稣为“主人”（Master），而不是“主”（Lord）时，这并不符合新约的用法。有时，这种用法可能是出于对新约关于基督神性的观念的故意抗议；耶稣被称为“主人”，就像艺术学校的一位领导者被他的追随者称为“主人”一样。或者，这个词仅仅意味着要服从他命令的人。然而，有时现代的用法被虔诚的男性和女性采用，他们认为英语单词“Lord”已经被磨损，而使用“Master”一词是更接近希腊新约的含义的一种尝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翻译新约中对耶稣的称呼时，不应该试图恢复“kyrios”一词的原始含义。因为希腊语已经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当它应用于新约中的耶稣时，它显然是一个宗教术语。它具有与我们今天的英语单词“Lord”相同的宗教联想。同样，英语单词“Lord”的宗教联想也是由于圣经的用法；而新约中“kyrios”的宗教联想也是由于圣经的用法——七十士译本的用法。因此，基督徒应该记住，“浅尝辄止是件危险的事”。在谈论耶稣时，统一使用“主人”代替“主”只具有一种虚假的新鲜感和原创性。实际上，它有时意味着偏离了新约的用法精神。

相应地，布瑟特（Bousset）阐明了“主”一词的宗教含义，这是一项服务。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释这个词对耶稣的适用性。

此外，布塞特的理论还面临着其他困难。根据布塞特的说法，称耶稣为“主”的称呼以及以这种称呼表达的宗教态度，是在像安提阿这样的社区的聚会中产生的，并且是在异教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是，布塞特对保罗主义起源的解释尚未完全阐述。保罗主义远不止是对一个狂喜崇拜的偶像的崇拜；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主导了使徒生活的每个方面。

布塞特承认这一事实。他承认保罗的信仰远不止是在安提阿教会聚会中表达的信仰。但是，他认为保罗信仰的其他元素尽管影响深远，但至少在崇拜中找到了起点。这里是整个结构中至少可以说是最难以置信的元素之一。布塞特低估了保罗信仰的个人主义特征。至少，他没有成功地证明保罗在基督里或在主里的生活是由安提阿教会聚会中的狂喜经历发展而来的。

但是，如果保罗的个人主义信仰是从“崇拜”发展而来的，那么它是如何发展的？如何解释新元素的引入？布塞特非常认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试图表明，保罗在书信中表现出的信仰，是从安提阿的崇拜宗教发展而来的，通过将“主”与“圣灵”等同起来，并通过对圣灵活动的概念进行普遍化和伦理化。

保罗关于圣灵的教义，布瑟特认为，是源自希腊化时代的异教神秘宗教。撇开术语问题不谈——尽管布瑟特认为莱岑斯坦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保罗的基本悲观二元论，根据布瑟特的说法，是基于这种广泛的思想和生活类型，这种类型出现在神秘宗教和赫尔墨斯著作中。根据这种悲观的思维方式，人类本性永远无法获得救赎，即使有神的帮助，但只能通过用神圣的本性取代旧人，产生一个全新的开始。布瑟特继续说，保罗使这种超自然主义，这种对新生命中神圣力量主导的构想，远远超出了崇拜或幻觉体验的界限；圣灵被认为是基督徒生活的统治原则；不仅预言、方言、治愈等，现在被视为圣灵的果实，还有爱、喜悦、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诚、温柔、节制。但布瑟特坚持认为，保罗对圣灵活动的这种扩展，并没有削弱原有概念所特有的超自然主义；产生爱、喜悦、和平的圣灵，与使人说方言的圣灵一样，与人的灵魂几乎没有关系。而这里以荣耀形式出现的超自然主义，布瑟特总结说，是源自希腊化时代的神秘异教。

这个争议已经讨论过，而且它的弱点已经被指出。保罗关于圣灵的教义并不是源自当时异教的观念。但是，布塞特理论的阐述还没有完成。保罗将圣灵的活动延伸到基督徒生命的最深处，布塞特说，这圣灵与“主”是有关系的（林后 11:17）。这种认定对被结合的两个要素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主”和“圣灵”的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主”被认定或与圣灵密切相关，如果圣灵的活动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主”就不再是保罗在教会聚会中才有的偶像神。相反，主必须无处不在圣灵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主必须是基督徒生活、行动和存在的依托。因此，保罗可以形成惊人的短语“在基督里”或“在主里”，布塞特承认在异教中找不到类似的表达。另一方面，布塞特认为，圣灵的概念由于与“主”的联系而必然被修改。由于与一个几年前生活过的真实人物等同，“圣灵”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质，否则它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或者换句话说，保罗的短语“在主里”与“在圣灵里”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它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化特征。布塞特说，“这种抽象和人格的显著混合，这种将宗教原则与一个曾在地上行走并在这里受过死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一种具有特殊力量和独创性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布塞特（Bousset）有可能违背其重建的基本原则；他有可能将保罗的信仰与耶稣的具体人物联系起来。但他察觉到了这种危险并避免了它。他说，不应该认为保罗对历史耶稣的特征有非常清晰的印象。因为如果他有这样的印象，他就绝不会将耶稣与像圣灵这样抽象的概念联系起来。总之，他感兴趣的只是耶稣曾活过，尤其是耶稣曾死去。

然而，人们认为这些简单的事实足以赋予保罗对灵-主的观念以特殊的个人品质，这激发了布塞特的钦佩！事实上，布塞特在这里面临着每一个对保罗信仰起源的自然主义解释所遇到的困难。麻烦在于，历史学家要求保罗与历史耶稣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以便赋予保罗与基督的关系以温暖的、个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每一页的书信中都闪耀着；然而，另一方面，保罗与历史耶稣的广泛分离同样是必要的，这样保罗就不会被历史传统所阻碍，将耶稣提升到神圣的尊严，并将他与神的圣灵联系起来。

现代的批评在两种要求之间摇摆不定；它试图维护两者的权利。布瑟特（Bousset）更看重第二种要求；而他的对手韦恩勒（Wernle）则更看重前者。但两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是一条古老而激进的道路。但是，学术界可能会在最终回到这条路上。保罗主义起源的根本难点，通过忽视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它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妥协。只有当耶稣被认可为保罗所假设的和所有福音书所描述的那样——即永恒的神子，为拯救人类来到地球，现在再次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通过他的圣灵在门徒的心中工作，像只有神才能工作的那样——这个难点才会消失。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今天从未如此不受欢迎。接受它将涉及人类许多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拒绝接受它留下了一个历史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布塞特（Bousset）承认，在某一阶段，保罗的宗教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它是建立在耶稣的死基础上。但布塞特认为，保罗对耶稣之死的解释，在重要细节上源自当时异教的宗教；保罗关于与基督一同死和一同复活的观念，是在广泛流行的异教关于死而复活的神的观念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说法在最近的学者中相当普遍；支持这一说法的材料已被 M. 布吕克纳（M. Brückner）以便捷的形式收集起来。但事实上，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极为薄弱。在第六章中尝试对希腊化宗教的审查确实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某些神，尤其是阿提斯（Attis）、阿多尼斯（Adonis）和奥西里斯（Osiris），被表现为先死后复活。这些形象之间的相似性也许可以通过以下假设来解释，即它们最初都是植被神，它们的死和复活代表了秋季植被的枯萎和春季的更新。乍一看，耶稣与这些神的相似之处可能显得惊人。耶稣也被表现为死了，又复活了。但这种相似的意义是什么？难道这意味着耶稣死和复活的整个新约故事都是从这些植被神话中衍生出来的吗？一些现代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当然，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布塞特也不赞同。耶稣复活的信仰在他亲密的朋友中具有基本的历史性，这一事实过于坚实，任何关于依赖异教神话的理论都无法动摇。因此，从新约故事与异教死而复活的神的平行中引出的论证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它证明了什么，它就证明新约中关于复活的故事是从异教神话中衍生出来的。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关于阿多尼斯、奥西里斯和阿提斯死而复活的信仰与耶稣死而复活的信仰之间的平行，并不是通过一个故事对另一个故事的依赖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平行并不总是意味着依赖关系。如果在某一点上它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地方也不是这样。

但布塞特坚持认为，虽然新约中关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故事最初并非源自异教神话，但异教观念的影响却在保罗对该故事的解释中显现出来。保罗相信，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死亡，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但类似的观念也出现在异教宗教中。关于这一观念的经典表达，见于Firmicus Maternus经常被引用的话：“你们这些入会的人啊，要有勇气，因为神得救了；对我们来说，苦难中将有救恩。”

但必须记住，Firmicus Maternus的证词非常晚，而且早期这种观念普遍的证据有些稀少。

近期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自信断言简直令人惊讶。非专业读者可能会认为研究者可以根据现存资料中庞大的信息，重建出关于一个垂死和复活的神的构想，以及信徒参与该神的死亡和复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于该构想的现存信息极为匮乏，大部分资料都远远晚于保罗的时代。确实，断言垂死和复活的神的构想在保罗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例如，一份古埃及文本被Er-man引用，该文本表明信徒的福祉取决于奥西里斯的福祉：“正如奥西里斯活着，他也将活着。”很可能一些这样的构想也与对阿蒂斯和阿多尼斯的哀悼和随后的欢庆有关。如果该构想在保罗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很普遍。近年来，其普遍性被大大夸张了。针对这种夸张，J. Weiss——他被指责对将比较宗教方法应用于新约的同情心不足——恰当地引起人们对哥林多前书1:23的注意。保罗说，钉十字架的基督，对外邦人来说是“愚拙的”。这看起来不像是保罗所处的非犹太人中间非常熟悉一个垂死的神的观念。如果布吕克纳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垂死的神的构想在保罗的时代像布吕克纳假设的那样普遍，十字架对非犹太人来说就不应该是“愚拙的”；相反，它似乎对非犹太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即使早期关于一个死而复活的神的概念及其宗教意义的普遍性比现在更被广泛接受，保罗对这一概念的依赖性也绝不能被证明。因为保罗的概念与之完全不同。当然，其中一个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并且被广泛认可——保罗笔下的基督是自愿死去的，并且是为了人类的缘故而死。他“爱我”，保罗说，“并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在异教宗教中，完全没有类似的概念。奥西里斯、阿多尼斯和阿提斯都是被命运所捉弄；耶稣却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差异是巨大的，它关乎保罗宗教的核心。 这个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保罗对基督恩典的概念从何而来？是直接从耶稣本人而来吗？是来自保罗对耶稣性格的了解吗？这种假设看起来似乎很自然。 但不幸的是，从鲍塞特的观点来看，这假设必须被拒绝。 因为如果保罗对耶稣的真实性格有所了解，他怎么可能认为耶稣，一个普通的人，竟然是天上的主呢？

另一个区别更为根本。异教神祇的死亡和复活是祭祀仪式的问题；而保罗所宣扬的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则是历史事实。在对希腊化宗教的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异教宗教中的祭祀仪式远比神话更加固定；在现代学者的看来，神话源自祭祀仪式，而非相反。因此，在“垂死和复活的神”中，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神话的完全不确定性。例如，关于阿提斯（Attis）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而阿提斯的崇拜者们似乎对确立关于神的死亡和复活的任何真实记载都不感兴趣。尤其是在阿提斯、阿多尼斯（Adonis）和奥西里斯（Osiris）的神话中，神的“复活”几乎没有出现。真正的死亡和复活只在祭祀仪式中发生。每年三月，罗马的阿提斯崇拜者首先看到神躺在死者般的姿态，由杉树代表，然后在他的复活中欢欣鼓舞。死亡和复活几乎被认为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早已在很久以前；而是被认为在每次节日庆祝中都在发生。

保罗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确实，布塞特（Bousset）部分地模糊了这种差异；布塞特试图表明保罗关于信徒与基督一同死亡和复活的概念源自圣礼的庆祝。但这可能是最根本的错误。在保罗的书信中，最明显的是保罗信息的历史性质。保罗的信仰根植于一个事件，而圣礼是阐明这一事件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个事件是基督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中的救赎工作。

这里揭示了保罗与当代宗教之间最深刻的差异。保罗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它不是一套逃避世界痛苦的指南；它不是对一直以来都正确的事物的描述。相反，它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描述。而且，所发生的事情并非隐藏在遥远的过去。关于它的描述并非是为了证明现有宗教形式的合理性而演变出来的。相反，保罗的福音所依据的耶稣的死和复活，只是在几年前才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事实可以通过充分的证词来证实；目击者可以被质问，保罗详细地诉诸目击者。单一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1-8，足以在保罗的基督和异教的救世主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鸿沟。但是，保罗主义的特征并不依赖于一段经文。在书信中，保罗将他全部的生命押在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真相上。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如果这个描述是真的，那么保罗主义的起源就得到了解释；如果不是，教会就建立在一个无法解释的错误之上。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检验了后一种可能性。如果耶稣不是保罗所说的神圣救赎者，那么保罗的救赎宗教是如何产生的？三个伟大的假设已经被检验过，但都被证明是不成立的。

保罗主义，如已被证明的，并不是基于现代自然主义的耶稣；如果耶稣只是现代自然主义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么保罗特有的东西就不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这一事实的确定是魏德雷（Wrede）和布赛特（Bousset）的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但是，如果保罗主义的本质不是从耶稣那里来的，那么它又是从哪里来的？

正如威德所信的，它并非源自基督之前的启示性弥赛亚概念；因为启示性弥赛亚不是一个崇拜的对象，也不是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被爱戴的。按照布塞特的杰出假设，它也并非源自异教宗教；因为异教的影响被保罗的自我见证所排除，而异教的相似之处也完全站不住脚。但是，即使那些相似之处比现在更接近十倍，问题的核心甚至都没有被触及。问题的核心在于保罗与基督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能通过简单的细节枚举来描述；它不能被归结为更低的层次；它是一个绝对简单而不可分割的事物。保罗与基督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而爱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要解释保罗主义，不需要解释一组观念，而是保罗对他的救主的爱。而这种爱根植于基督所做的事，而不是他所说的话。他“爱我，为我舍命。”保罗宗教的基础就在于此；所有基督教的基础也在于此。这个基础得到了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记载的证实，而且所有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只有现代的重建与之相反。而那些重建都正在被驳斥。保罗的宗教并不是建立在从犹太教或异教衍生的一系列观念之上。

它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耶稣之上。但它所建立的历史上的耶稣，不是现代重建的耶稣，而是整个新约和基督教信仰中的耶稣；不是一个仅在门徒记忆中存活的教师，而是救赎工作完成后仍然活着、仍然可以被爱戴的救主。

约翰·格雷沙姆·马琴（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是一位美国长老会新约学者，他在普林斯顿领导了一场反对现代主义神学的运动，并创立了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和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Wait, that needs adjustment.

约翰·格雷沙姆·马琴（1881-1937）是一位美国长老会新约学者，他在普林斯顿领导了一场反对现代主义神学的运动，并创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以及长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