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教会历史为何重要以及如何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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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自己过去的人是没有根,没有身份,会随波逐流。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特别来说,很多福音派人士有一种印象,就是他们直接来自于使徒行传,但认识到当时和现在间隔二十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这非常重要。了解历史,这不仅是查考历史,查考时间、地点和人物,也是了解潮流和运动,看问题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多从跨学科视角看待历史。因此历史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希望能更明白我们正往哪里去。
人生的其中一个最意义重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能领会故事。我们活出我们的生活,以此讲故事,我们回想过去,我们回头看更深的根源,等等;我们朝前看那仍有待写成的故事。我认为,如果我能有片刻时间,从灵修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如此美好,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说我们的主显为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因此,教会有一个故事,我们是这故事的一部分。上帝的故事部分是通过他百姓的生活讲出来的。因此,从不同的方面,我们可以说查考教会历史,了解教会历史,这很有价值,因为我们处理故事的能力,对于和其他认识这层面的人一道活出人类生活来说,是处于中心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具体讲到基督教历史,有什么理由要查考教会历史?因为教会历史,基督教历史,表现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仍有符号、故事和节日,它们最深的根源在于基督教传统。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点。教会历史也解放你脱离当前和近期的辖制。这并不是唯一的处理办法,这并不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智慧。我们有一些很深很深的源头,可以得到那种智慧。还有,生命太短暂,我们不能单单通过经验学习。我们不想通过犯错误,或否认我们犯过错误 — “不懊悔”来得到我们所有的认识。我们要回头看从前的时候,有真教训,真懊悔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得到生活的智慧。一些诗人说过,我们的根扎得越深,我们就长得越高。有时候我读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我发现这要把我的偏见连根拔起,我了解到过去有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参与做事的原因,这有助我扩展眼界,理解他们和我自己这一代的人。
基督教历史也表明,作为教会、宗派和全球跟从耶稣之人的运动,我们是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让我们从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身上了解这一点。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得到提醒,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这预备我们去看,在过往年间人是怎样在他们的文化中得到福音,接受了福音。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历史性信仰,建基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就是耶稣他自己,以及在那之前古典犹太教的根源上。这样,教会历史就是全面的,其实是圣经中圣约的延伸。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它就是一门与信条 和相交有关的学科 — 我们信什么,但也关乎我们如何交往。教会历史是神学、宣教学、基督徒自由和灵命的盟友和源头。就像我的一位老师乔治·威廉姆斯说过:“没有一群人能表现出基督的完全。”这是谦卑,我们得到的极大祝福……我们就像是讲多种语言的人,我们学习跨越时空翻译年代和说法。了解在这背后上帝百姓的历史,知道我们的主伸手带领我们走向他的国度,这是何等有福。
迪诺拉·门德兹博士 Dinorah B. Méndez
研究历史很有意思,正是因为这有助我们认识自己。这是一门诠释学 — 不完全是,但只是了解时间、人名或地方,这还不够。每一件事都有意义。每一件事对当今都有牵涉影响。所以,我在高中学历史的时候,按世俗的方向 — 就是好像在世俗的学校,我其实不喜欢历史。我对历史没有感觉。我看不到了解日期或知道名字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开始学习基督教历史,我就意识到它能解释许多事情 — 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是教会,为什么我们不做某些事情。
所以历史其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是现在这样的人,我们是怎样变成我们现在的为人的。这就是说,这给我们看到一整个系列的大画面,一系列的解释,解释我们作为人,具体来说,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在这层面上看待学习历史。我通常对我学生说的一件事,就是研究历史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很有意思;我们应当看到研究基督教历史的重要性。假如你把历史继续看作是纯粹过去发生的事 —有这件事发生,那件事发生 — 你不去找这一切的意思和目的,历史就会很沉闷,就不会很重要。但如果历史帮助你明白 — “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到这种现象,这教义是从哪里来的,谁有过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就解释了我们的现在,也让我们看到哪些观念是我们应当避免的。有时我们认为一些事情是新事,我们应当尝试做出某种改变,但这件事之前发生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历史给我们线索,让我们看到一些想法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因此,历史是很有用的,历史是一种工具,我们用来更好彼此了解,更好做上帝的工作 — 这样做这工作,让我们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做这工作,让我们可以更好理解那些和我们思想不一样的人。这就是找到学习历史的目的和牵涉影响,历史不仅仅是简单记载事件和日期。我认为这是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学习基督教历史的一个关键。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我是一位历史学家,我喜欢历史。我从高中就喜欢历史。但你知道的,我的朋友并不喜欢历史,因为对他们来说,历史讲的是事实、日期和年代。但是我学历史的时候,我把历史当作传记来学。历史讲的是人,讲的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创造文化,他们如何创造社会,等等。所以对我来说,历史成了很刺激的学习课程,因为我在学习人做了什么,他们如何活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社群,他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但很重要的,就是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所以对我来说,我总是通过历史事件查考历史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我都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这事件,是什么有助它发生,本来可以如何避免这事发生,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等等。我后来发现,历史,历史涉及每一件事情。我说的是,如果你去看医生,比如说你病了,你生病,你去看医生,医生要给你做身体检查,他要知道你的过去,你知道的:你怎样生活,你吃了什么?你之前做了什么事,有什么可能引发或促成你生病。同样,历史是讲这一点 — 因果关系,但它也讲带来的影响,讲的是意思和意义。所以历史和哲学可以说是并肩同行,意思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但人也要探究它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是什么引发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教训?你知道的,从历史可以学到什么事情吗?否则你就会重复历史。就像我说过的,你知道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思想这些事情,你就会重复这些事。所以历史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总要寻找意思和意义,因为你是根据发生事情的意思和意义,了解日期、时间顺序和其他事情的重要性。因此对我来说,历史是非常刺激的事情。我认识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真的不喜欢历史,不喜欢学习历史,但我认为努力学习历史,这很重要,因为当你发现事情为什么发生,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历史就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历史的研究如果只是探讨事件的本身,那历史的研究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研究本身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对历史的诠释。所以不管在历史本身或是历史的哲学,历史的神学,我们一定都要进入到对历史的诠释,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诠释里面找到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对基督徒的历史学家来讲,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那当然一般历史的哲学它是用哲学的思想来解释历史。所以可能它的方向是不同的。但是历史的神学所解释的是用上帝的角度或圣经的真理来思想整个对历史的一个诠释。所以这个诠释的结果就比较能够帮助基督徒去思考过去的问题。然后带来一个更属灵或是说更符合真理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对历史做一个诠释,从里面去了解它真正的意义,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方向。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历史学家思想历史的时候,不应只考虑事实、日期和事件。他们也必须考虑意思和意义。为什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首先,我们身为人,并不仅仅对事实感兴趣。我们其实想知道某件事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一件事,我们不会自己心里想:“哦,这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而是想:“啊,那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所以,人会问这些问题,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找出答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历史研究”,一件事情背后会有意义。再一次,如果事件只是某种机械因果关系的结果,没有任何外在干预,如果我在发生的事情上没有任何选择,如果我只是在做我的DNA告诉我去做的事,或者我大脑的化学反应引发一件事,那么事情当然就没有任何意义。但这违背我们身为人类的方方面面。我们确实想要了解意思。我们确实想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不仅是这样,不仅这因为我们是人类,而且这也是为了人类本身的缘故,因为如果我们只看一个事件,不看它的意思和意义,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应不应该再发生。因此,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有什么意义,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说:“你知道的,我们应当做一些事,让那件事不再发生,”或者,“这件事我们应该多做,因为它对我们来说真是意义重大。” 所以我会在两种层面上说,一种层面就是,人类出于直觉会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孩子的人都知道,这是小孩子一开始就会问的问题。没有人教他们问这种问题。他们不仅仅对事实感兴趣。因此,这是我们应该问为什么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但第二个层面,就是这有助于让人类有安全感,我们认识到:“哦,这不仅仅是一件事,它有意义,它有意思。”也许这意思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回头看,说:“也许我们需要在这里做一件纠正的事。”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
如果你借助于历史上的公认信条,例如《威斯敏斯德标准》来理解上帝的护理,你就会意识到,护理是非常独一无二、非常直接地与历史和史学联系在一起的。《威斯敏斯德要理问答》把护理定义为是“上帝用祂至高的圣洁、智慧和权能,维护并统管所造之万有及万有之运作”。因此,把这和某节经文,如使徒行传17章26节结合起来看,这节经文说上帝命定一个人活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活在他们生活的时光,我们就相当清楚看到,历史和史学 — 我们如何看历史,如何研究历史,如何处理历史的学科,就是上帝护理之手很重要的一部分,上帝护理之手为实现上帝的旨意,在人类生活当中行做万事。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现代史学的进路,或如果你把这称为现代史学的一个前提,就是研究历史的人应不偏不倚,尽可能客观。但这种认识的问题,就是历史材料并非不偏不倚的。任何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事件本身仅仅的事实,而是在于人如何解释这事件。如果你尝试排除解释时的任何暗示,你就是在尝试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更好的,就是我们诚实面对我们解释事件的方法,而不是假装我们可以纯粹描述事件,不加任何解释。例如,一位现代世俗史学学者说:“我只是努力要做到不偏不倚,”他实际上在做的,就是从历史当中除去任何从上帝而来的因果关系,只是寻找事件的人类起因。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在错误书写历史,因为我们相信上帝非常坚决,非常热心参与在他百姓的历史当中,这在圣经的时代非常明显,但我们也相信,上帝也在教会,即使在圣经成书之后,也在他百姓的历史当中动工。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对于那种历史解释持开放态度,就是努力要很好估量上帝护理的作为会是什么。在圣经历史的情形里,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包括了上帝的护理。在圣经之后的基督教历史当中,我们并没有上帝默示的解释,但是我们仍然能对上帝的手如何在历史事件当中一直作为作出相当正确猜测,相当好的估量。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上帝护理的教义,这当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重要,难以置信地重要,一方面,这不应当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因为历史总是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另一方面,我们总要记得上帝他自己绝对掌控万有。但是,我认为有时我们在一个更大众的层面思想这一点的时候,这很容易看起来几乎就是一种机械式的、预先决定的,等等。但我认为上帝的护理足以复杂,可以处理在我们看起来的,而且还是实际上的历史展现。因此,一方面,有一些事件,确实有助于福音的传播。例如,你看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让各处的人,你知道的,从希腊地区一直到印度都有可能实际上在讲希腊文,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一直去到西班牙。你看到像马加比起义这样的事件,它们提供了新约圣经的话题,就像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区分开来,因为这一点,这争战更激烈。上帝本可以按他选择的任何方式传播他的福音,他本可以轻易从柏拉图那里带来一条黄金信息,做成每一件事,但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通过历史做工。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护理之工,但正如我说过的,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认识到我们关于“护理”的观念绝不可以太过限制上帝。我们实际观察护理之工的时候,这看起来就像历史自然的流动。
迪诺拉·门德兹博士 Dinorah B. Méndez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到上帝的护理影响我们对历史和史学的理解,而我们要在这两种概念之间作出区分。我们可以把历史理解为发生的真实事件,但和记载下来的并不是一模一样,这记载就是我们通过史学 — 历史编撰学要研究的话题。我们其实绝不能说,我们完全了解历史,或者用一种不偏不倚,或中立的方式理解历史。我们看历史总是通过透镜,这些透镜要依靠记载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他选择记载什么,把什么搁置一旁。这是历史学家他自己的视角。后来,审视记载内容的历史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透镜。所以,他们要根据记载下来的内容,认为在他们看来什么是最重要的,会把他们认为不重要,或通过他们自己的透镜,或按他们自己的思路,他们认为自己不喜欢的,或他们不认同的事情搁置在一旁。因此,历史是不一样的 — 那真实的,或现实,和为我们记载下来的是不一样的,记载下来的,是我们对这现实明显的理解。因此,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上帝的护理是根本。是上帝在掌控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现实。圣经还有一个教训,圣经还有一个教导,就是上帝并没有在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之后就放手 — 我们可以说,上帝并没有“抛弃这一切” — 不再有任何关注,任何看顾,任何支持,而是上帝总是保持警醒,掌管着这历史。因此,基督徒可以说上帝是历史的主,是上帝掌管着历史。这就是关于上帝护理的教导。如果上帝看在二十或二十一世纪正在发生的事,他是从亘古的角度来看;他有完整的视角。这就是他护理的所在。我只能按我生命能接触的程度,五十,七十或八十年得以一瞥。我的视角是最小的,但上帝看到完全的画面。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护理的教义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研究或认识历史和历史编撰学而言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识到护理是上帝的干预,上帝按某种日常的动态方式参与其中,那么这就要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我们如何书写历史,思想史学。因此,在这情形里,我们要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历史并不是单纯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化学、大脑活动的生理,或人能想到的任何因果关系,历史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合乎现实来看待护理,从它原本来看,就是上帝其实是在时空之内做工,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当我们回望过去,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事件并不是人的因果关系,物质因果关系,或一些人说的物理因果关系的结果,而是上帝施行干预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圣经的叙述,例如旧约圣经的叙述,在当中我们能看到,例如把红海分开这件事。这是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人已经尝试想出某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但这实际上是在暴露了他们历史观。或者,我们当然可以看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就是基督复活。我们如何解释空坟墓?如果你没有护理的观念,那么你就会尝试找到某种自然主义的解释,解释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因此,我会说,认识上帝的护理,这要对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我们对史学的看法产生极大冲击。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如此明显、如此紧密和我们的神学联系在一起的,就这样,假设我们从改革宗的视角来看历史,我们就是在看历史当中上帝主权的行动,以及对他荣耀的反映。因此,我们把这当作坐标进行分析,不仅分析发生的事件,还是分析上帝通过这一切要做的事。基本上用一句话说,就是努力要认识上帝在过去做的事意味着什么。即使在中世纪的时候,有如此多的人,特别是福音派人士,会认为当时上帝多少算是在放假。如果我们尝试看这整一段历史,例如,西方教会历史,是如何成为上帝更广阔旨意的一部分,我们就更广阔看到上帝在做的事,我们就更广阔看见我们在这从亘古到永远的历史长卷当中的位置。这就是从神学的角度解读历史。当然,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从神学方面解读,我们要跨领域,我们要使用其他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进路,心理学和人类科学的其他领域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已经发生的。对我这一个学习神学的人来说,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通过一种神学架构来解读教会历史。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历史”这一个词因这一个事实变得复杂,就是其实人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使用“历史”这一个词。一个人会说,历史是实际发生的事,这是普罗大众对历史这词的一个用法。但“历史”这词的另一个用法,就是说历史指的是我们可以用史学(历史编撰学)的方法和技巧验证的内容。例如,如果我们说某人在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之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很明显我们指的,并不是说他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任何别的事情。我们说的,是我们在那时刻之后,看不到任何对他身上发生事情的记载,因此按照史学的标准,我们就不能对这人生活书写历史了。
杰弗里·沃尔克默教授 Jeffrey A. Volkmer
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说法,确实,有时是误导人的说法。在我这读历史和史学的人来说,它至少可以指两件事。因此,历史可以指在过去发生的实际事件。例如,“昨天我撞车了。”那是历史。这指的是一件事。历史也可以指那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叙述……历史常常指的,仅仅是历史事实本身。因此记住这一点是好的,就是你不能忘记这现实,就是当中涉及一种叙述。某人来,写了一个故事,可以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我们如何区分历史和史学?历史讲的是过去。史学讲的是写过去的事情……我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名叫埃里克·奥斯邦,他写了一段关于十九世纪的历史,他写了一段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有十八世纪的历史。因此,他是按世纪为单位写历史,他是在做史学编撰的工作。他写的是人如何思考历史和写作历史。这是史学。史学讲的是关于写作历史的事。你可以从不同方面讨论这问题,因为不同的人是从不同角度写作历史。历史说的,只是发生的事,只是讲发生之事的故事。我读到的其中一段让人觉得奇妙的历史,就是地中海历史。你能想象某人坐下来,写地中海的历史吗?那是什么样的故事?那故事讲的是什么?它要给你讲故事,它始于何处,它如何发展,它通过哪些国家,船运,交通路线,等等。这就是历史;这是好的历史。现在,如果某人来讲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你比较这两者,你这就是在做史学的工作。你就是在写这些人如何写作历史。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
我们所说的历史和史学之间存在一种实在的分别。史学是对历史的研究,是对方法、历史观念的研究,讲的是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这实际上并不是研究历史本身。历史,发生的事件,对原因的调查,这些原因的重要意义,等等,这是一件事。史学是方法,我们通过这些方法研究历史,史学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使用的观念。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历史和史学是两件不同但彼此相关的事……这很重要,因为当你看像初期教会这样的事情,你今天会留意到有不同类型的史学正在发挥作用,因此,例如会有像天主教史学观点的事情,就是初期教会开始了一长串延续的使徒传承,传承给我们在几个世纪之内看到的主教和教皇。你可能通过历史和历史编撰学看宗教改革。一方面,发生的是同样的事件,但我们写这些事件的方式,我们理解这些事件的方式,我们解释这些事件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在讲一个故事的叙述。因此,取决于你的立场,如何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这要影响你如何写这一段历史,这要影响你如何谈论历史。因此,例如,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更正教对宗教改革的看法会很不一样。你可以对此做进一步区分。路德宗对宗教改革的观点,会和加尔文主义者对宗教改革的看法不同。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来看同样的事件,但我们看的时候,是以一种特定的角度来看,这角度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角度。这是无法避免的。每次我们讲到某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在走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件事的过程。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因为很多来自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在研究历史,他们就留意到不同的事,他们记载这些不同的事情。在史学当中,视角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能经历实际发生的事,或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这似乎像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这实际上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是从所有不同视角强调某些事情,我们对历史上发生的事就有了一幅更完整的画面。但我们绝不可认为,我们可以完全来看这故事。这要求许多出于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来做研究,来看实际发生的事情。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在希腊和罗马社会,其实并没有全职历史学家。大多数是演说家,他们是职业在众人面前发言的人,会在政治场合,有时在法庭等等的地方说话,他们会编写历史,因为历史对演说家举例来说很有用:道德的例子,政治的例子,军事远征中做什么不做什么,等等。因此,他们在历史当中发现意义。他们看历史是有用,但是他们也看到他们的角色,就是非常认真坚持真相。历史学家和不是历史学家的人都说,这是历史学家要发挥的作用。但再说一次,这本身并不是一份全职工作,通常是某人顺带做的事。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说路加是一位历史学家,路加是一位医生的时候,这并不是什么异常的状况。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
当代有很多人认为科学具有很大权威,他们会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我相信一些事情,你就要用科学向我证明。你需要在实验室对我证明。” 但是,人通常并没有认识到,历史科学有一套不同的标准,和例如化学或生物学这些科学不一样。你不能把乔治·华盛顿带进一座实验室,研究他,努力证明他生活当中发生的事。验证历史发生的事件,遵循一套不同的方法,有别于科学方法。这是严格的,甚至可以称为科学方法,但这是一种历史方法,并不是按本身理解的科学方法。虽然如此,有大量关于圣经历史和上帝百姓历史的事情,可以通过像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我们也可以从历史角度看不同的来源,努力衡量这些来源的准确程度,可以尝试写出对实际发生事件的一个准确故事版本。因此,历史涉及不同的科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有用,但底线就是,即使我们不能证明,即使我们不能在一家实验室证明,某些事情仍可能实际发生过,因为实际就是,我们不能在实验室证明任何关于历史的事情。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科学方法,严格来说涉及观察和实验。如果按照物理法则或其他,某样事情正确,它就应当是可复制的,你应当能复制这件事。历史其实不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就是我们不能复制历史。就是说,你要了解某人死的真相,你不能把他们再杀死一次,然后得到这信息。你需要看存留下来的证据。所以,对历史来说,我们特别是使用见证人做工,我们特别是使用记载做工,我们是使用物件等等做工。但我们也寻找规律,但它们和科学方法不一样,就是它们是不可复制的。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
我想我们可以不用怀疑,就是说过去的历史研究大部分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回到原本的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所以科学方法有很高的可信度,可是它不能够完全。所以这个是一个理由,我们不能够完全相信或采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实证的研究方法没有错,可是我们必须也要有一种客观的神学的态度来融合这个实证的科学的方法。从这里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用这两个方法把它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回到原本上帝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所有的属灵的功课。所以我再次重复就是说我们需要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也需要神学的方法,所以我们把两个方法放在一起探讨的时候,就更容易回到原本那个历史的事件所要教导我们的属灵的功课。
斯科特·克拉克博士 R. Scott Clark
我认为人有可能重新构建一幅对过去的准确画面,但我并不完全肯定科学与这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一种具体方法,至少当我们将它浓缩成某一种微缩,或最基本的元素时,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能在实验室复制的一些事情。因此很明显,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讲复制某件事情,但我确实认为有可能呈现过去的真相。事实上,我就是这样定义我的工作的。我的工作就是在尽其所能讲述过去的真相。如果我们不说我们能说出真相,那么我认为,我们就是已经落入怀疑主义。那么,我们是在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学者会说,我们不能知道关于过去的真相,因此,我们要不是编造事情,就是这与现实不相干。再一次,我认为那种虚无主义是徒劳,不恰当地怀疑。与此同时,我加上了“尽其所能”这限制性的说法,因为确实存在着真实的挑战 — 过去的人会说谎,过去的人会记错事情,过去的人死了;他们并不是继续对我们说话,过去的人并不总是留下记载。他们留下的记载并不总是完整,并不总是准确,或在某些方面是误导人的。所以我们在解释过去的时候,会遇上实在的挑战。虽然如此,我认为历史本身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真相。与此同时,我们总是在纠正,因此我绝不会取笑修正主义。对我来说,修正主义并不是一个绰号,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生活之道。在一种意义上,我的教授生涯,或者花时间作为一个学者发表学术著作的时候,就是在纠正故事。例如,关于改革宗正统神学的故事,也许是一个多世纪,一个半世纪,这故事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并不是具体很好扎根在事实和首要资料来源上。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通过回到实际发生的事,实际说过的话,实际写下来的内容,就已经能回过头来讲一个更准确的故事。因此,我认为这鼓励我这样想,是的,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终于能了解过去的事,或能够接近能有确信地讲述过去的事。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科学方法重新构建对过去的准确看见。好吧打开天窗说亮话,真正含义上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因为真正含义上的科学方法要求某种重复实验,所以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在讲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有可能更多讲的是我们所说的“可操作的科学”,或“原初的科学”,而不是“可操作的科学”。所以,我要提议,很有可能科学唯物主义,或科学方法,其实并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帮助。但是让我们来看这,到底有没有可能准确重新构建过去的事,我们称为历史的事?我会说,很有可能我们不可能准确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的准确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讲的准确只是指我们不误传,那么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我看不到科学方法如何能帮助我们努力确立某种“准确”,因为科学方法是通过一种观念,一种框架发挥作用,如果他们能运用这一点,这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他们的解释会受到他们的观念影响。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努力构造一种对历史多少来说是准确的观点,我们就需要从别的地方寻求帮助。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
我认为古人很像我们自己,在是否相信对他们讲的神话和故事方面,有很广泛的分歧意见。所以你看到有不同的情况。我怀疑很多人会,他们会相信写下来的故事。我怀疑的是,有更多的人受到更多教育或更好的教育,也许他们就会更多一点点质疑这一切。但是,很有可能没有人会质疑这些故事的重要性,还有它们经常传递的意义。再一次,这极大反映了我们今天会做的事情。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从《简明教会历史》得到的一个至关重要功课……我想我会对这位具体的学生说,整个教会历史对他自己的身份和侍奉都有意义,而不仅仅是第一世纪初期教会,还是早期教会其余阶段,然后发展到中世纪才有意义。我也会对他说,所有教会历史,不仅仅是西方“教会”这一个词,而且东方教会的历史,这常常在教会历史文献当中遭人忽视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教会,合起来就是教会历史。不只是拉丁教会,西方教会才是教会历史。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历史课上,我们在宗教改革之间,直到宗教改革,然后在西方宗教改革之间作出区分。在东方,教会历史课一直讲到1054年的大分裂。我们的西方教会历史课常常忽略整个神秘主义运动和东方教会的灵性问题。因此,看到教会历史是把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合并起来考虑,明白所有这一切多少都应当作我们历史和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加以处理融合,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我努力要做的事情,呈现对上帝在教会历史当中正在做,已经做的事更广阔的画面。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
一种策略,就是学会从一个人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面前退后一步,然后看自己的历史,从人从哪里来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这光照下,尝试更清楚去看上帝正带领他们往何处去,因着他们的过去,上帝正带领他们往哪里去。《领袖的养成》是一本名著,它努力要做的就是这一点,看一个人自己的历史。同样,当我们看到运动的历史,我们自己宗派的群体,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群自己的传承,然后后退一步,看出于这些根源的历史,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变得依附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当今的事件,不能迈出后退的这一步,分析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因此,我认为普遍而言 — 无论是一个个人的生活,无论是我们归属的群体,无论是全球教会更大的画面,以及它的过去,这都要后退一步。正如我们法文里有一种说法,我们后退一步,就能跳得更远。
斯科特·克拉克博士 (R Scott Clark),[美]加州韦斯敏斯特神学院 [Theology at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教授。
唐纳德·费尔拜恩博士 (Donald Fairbairn),[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北卡夏洛特校区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Charlotte, NC],罗伯特·库里 (Robert E. Cooley) 早期基督教教授。
约瑟夫·范汀博士 (Joseph D. Fantin),[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研究副教授。
迈克尔·海金博士 (Michael A. G. Haykin),[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历史与圣经灵性教授,以及安德烈·富勒浸信会研究中心主任。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全球基督教副教授兼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研究系主任和汤普森教席教授。
林元一博士 (Lin Yuan I),[印尼]万隆神学院 [Bandung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Indonesia],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教授。
布鲁斯·利特尔博士 (Bruce Little),[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弗朗西斯·A·薛华收藏馆主任和哲学资深教授。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助理教授,学术事务副校长,系主任。
迪诺拉·门德兹博士 (Dinorah B. Méndez),[墨]墨西哥浸信会神学院 [Mexica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与历史学教授。
孟天牧师 (Timothy Mountfort),[中]华西圣约神学院 [Western China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教务长。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牙买加]加勒比神学研究生院 [Caribbe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院长。
保罗·桑德斯博士 (Paul Sanders),[黎巴嫩]福音神学教育国际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Education],前任主任。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美]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教会历史副教授,以及圣地亚哥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Diego],宗教学客座教授。
杰弗里·沃尔克默教授 (Jeffrey A. Volkmer),[美]拜欧拉大学泰伯特神学院[Biola University’s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圣经与神学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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