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04 中世纪与罗马天主教神学

查理曼很有可能是整个中世纪初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也许是西方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他确实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非常难定性的描写。他是一个真正帮助稳固欧洲，统一大部分欧洲的人。有时这是通过战争实现，但其他时候是更加和平的手段。对许多研究教会历史的人来说，查理曼最出名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他真正带入基督教国的世界，把教会和国家连在一起。当然，他很出名的地方，是主后800年教皇给他加冕，他成为皇帝，因此你看到，在查理曼的时候，教会和国家连在一起。但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关于查理曼的事情，就是他引入了在他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全然更新，这被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而他是这时候卡洛林帝国的领袖，所以这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或卡洛林文化重生。这是学术研究和教育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这发生在他的帝国，那是在欧洲中部，现代的法国和德国这些地方。他所做的，就是让修道士更有文化，他让修道士学习拉丁文。因此，这时候的修道士成了更有文化的人，他们能读拉丁文圣经，他们能读懂教父的著作，阅读他们用拉丁文写的著作，他们能变得有更高教育水平。结果他们成了受教育阶层。因此，这整个阶层，整个群体的修道士，成了在全欧洲受过教育的阶层，不仅真正提升了修道运动，还提升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信仰的地位。你看到，查理曼在教会进行了一些改革，你看到了对文化作出的一些不同贡献。他改变了人用拉丁文书写的方式。有了卡洛林小草书体 ，或小写字母，空格和标点符号，像这些从前没有的事情，现在都有了。所以在查理曼这时候，读书、写字和沟通变得容易得多。他也引入了一些礼仪方面的改革，对中世纪初的音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只是过了几十年，我们就看到穆斯林推进到从前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比如像埃及，一直去到摩洛哥。这些地方的人一直是基督徒，有好几个世纪时间，一开始，穆斯林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归信伊斯兰教……部分原因在于穆斯林只向非穆斯林征税，因此这反倒不利于穆斯林征服者让人归信伊斯兰教……实际上在像埃及这样的地方，经过了多个世纪基督徒才归信伊斯兰教。但随着伊斯兰教在北非扩展，它就进入了西班牙，这其实是其中第一次让基督徒开始看到，或许他们不会成为在每一个地区都占大多数的人口。伊斯兰教进入西班牙的其中一个让人惊奇的结果，就是这是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关系兴旺的时候，基督徒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不再是大多数了。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有时候我们以为封建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它一直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罗马帝国。也许后来它有了新的形式，但贯穿罗马帝国，人已经可以看到地主拥有大片地产 — 有时候他们并不住在这地产附近的地方，有时他们住在城市 — 但拥有大片地产的地主，有佃农或农奴在这些土地上劳动，土地属于地主。如果佃农没有按地主要求生产，就可能会从土地上被驱逐出去。至于农产品，地主要得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因此实际上，封建制度并不是源于中世纪欧洲，它在罗马帝国已经存在。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回圣地。圣地对历史这一时期的三种不同宗教来说都是神圣的。当然，基督徒看它是圣地，穆斯林看它是圣地，犹太人也把它看作是圣地。因此，一旦穆斯林在12世纪进来后，在一种意义上，圣地就需要得解放，好让基督徒可以继续去到圣地朝圣。这就是下到那里，把它夺回的其中一个主要动力。不幸的是，人有许多混杂的动机，人最终下到圣地，大多数人有军人背景，然后成千上万的穷人觉得，这是朝圣的大好时机。因此，在一种意义上，下去把它夺回，让它归回基督教的这简单观念完全适得其反。

斯科特·克拉克博士 R. Scott Clark

我认为今天的基督徒应当非常小心评价十字军东征……认识到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系列事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发生，在一种意义上，我们是从事件当中两个竞争的参与方了解这故事，这就要让我们多少变得谨慎。一方面，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甚至在这之前，答案特别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大部分接受的故事，我认为很有可能在很重要的方面是误导人的。现在故事倾向就是，你知道的，教会是抢夺土地，西方抢夺土地，要征服，要征服巴勒斯坦，中东。我认为这故事更复杂。更近期的一些学术研究已经提出这一点，实际上十字军东征在很重要的方面是回应伊斯兰入侵，那种军事上的入侵。这故事的这一部分有时被省略掉了。有疑议的还有，我们对军事东征整件事的认识，不是从我们自己的作家，我们自己的脉络中解到的，而实际上是效法伊斯兰。这并不是为东征辩护，但如果你要朝圣，你再给它加上一种军事层面，你就看到有十字军的东征，如果你把侵略性的军事伊斯兰或伊斯兰扩张，土耳其的扩张和类似事情带来的长期威胁因素一并考虑话，十字军东征就成了更为复杂的故事，我们应当尝试讲这故事的时候，也许要比我们有时的情形更稍微多一点同情心。

阿麦尔·根迪博士 Amal Gendi

今天基督徒看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应当意识到一个重要原则。十字军东征发生在中世纪，与第七世纪伊斯兰入侵相比，两者有一种本质和根本上的差别。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入侵都是由人完成的，这意味着十字军东征是由基督徒进行，伊斯兰入侵是由穆斯林进行。但这方面根本的差别，就是基督徒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和穆斯林不一样，他们是带着自私的动机，忽略了圣经的教导——意思就是，我们的圣经并没有呼吁基督徒去做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情。

斯蒂芬·巴格比博士 Stephen Bagby

经院学派是一种运动，或教育和神学方面的一种学习进路，它生在12和13世纪及后来的时候。我要说的是，经院学派来自这种观念，就是院校在发展，我们由此有了“经院学派”这说法。这些院校在12和13世纪发展兴起。大学，像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这时候兴起。这些大学是从教堂学校出来的，修道士在城市和教堂的教堂学校接受训练，当时这种教育开始与教堂分开，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大学”。因此这种教育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和神学研究方法。因此，你在经院学派中看到的是一场运动，看到在神学研究中更多使用理性，经常把理性应用到神学研究当中；使用某些逻辑进路，努力经常了解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和谐关系。你也在经院学派当中看到，就连不多使用哲学的人，像伦巴第人彼得（Peter Lombard）这样的人，他仍尝试和谐参照过去写作的不同人的作品，所以他努力和谐参照教父的作品。因此，他非常关注在他的神学当中做到确切、清晰和精确，这样的事情肯定可以在今天教导我们语言要精准，我们讨论事情，我们进行神学研究要准确，而不是漫不经心和轻率。他们实际上相当精准，因此，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经院学派的人太过与生活隔绝，太“高高在上”，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象牙塔里，但他们其实是尝试表明，整个基督教传统是延续的，他们强烈尝试做到语言精准，在教会当中讨论上帝和基督徒人生的时候要准确。

斯科特·克拉克博士 R. Scott Clark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对今天的更正教基督徒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原因有几方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西方教会在13世纪说了什么的极佳典范。阿奎那刻意把已经发生的每一样事情，确实是在他之前，他认为是信仰正统的人教导的每一件事综合起来。因此，在一个方面，这是一幅宏伟的画面，描绘之前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对这一切的综合。因此，这是一个学习机会，因此我们应当读阿奎那的作品，看他是和我们同为基督徒的，是一位教师，我们仍可以恭敬向他学习。他非常清楚，非常坦白，非常有思想。你其实是在看一位大师级的教师对学生解释事情，这一切都在这一份巨著当中为我们记载下来了。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看到13世纪的西方教会，或看它在哪些方面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了解阿奎那研究中认定的设想，从这些设想的动力中学习。他认定，我们只有是真正内在称义的时候，上帝才会说我们是“称义”了。我们看到他采纳的某些哲学认定设想的动力，这几乎要求他得出这结论。因此，学会批评这一点，在他身上看到这一点，这让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情况，我们先前拥有的哲学立场可能在影响着我们。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不加批判地读阿奎那的作品，我认为，我们不应像一些人建议那样，读阿奎那的作品，把他看作是一种更正教原型那样的人，因为情况肯定并非如此。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读阿奎那的书，我们应当欣赏着读他的作品，看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教师，非常清楚解释例如拣选和遗弃的教义。在基督教会历史上极少有教师能像阿奎那一样清楚阐述这些问题。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

更正教人士通常不喜欢读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因为他是天主教，我们有一点点厌恶这种类型的作品。但我认为《神学大全》甚至对我们今天的更正教人士也极其有价值。我这么说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如果你要了解一些经典的天主教思想源于何处，阿奎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地方。第二，阿奎那穷尽涵盖一切。他写作论述某样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那话题和那概念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隐藏方面都刨根问底，非常彻底加以研究。最后，我只要说在方法论方面，人要花一点时间才能了解阿奎那的方法，他是如何写作，但一旦你确实了解了他的方法，你就在方面就有了一种模式，如何思想，如何看待不同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定好一个具体的范畴，比如说上帝。他要把这话题分成不同的小话题 — 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工作，诸如此类 — 对这些小话题的每一样，他会问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的。上帝存在吗？是还是不是？他要给你一个是或者不是的答案。他总是从反对他的人的立场开始讲。他会告诉你，人提出来说上帝不存在的原因和论证是什么，然后他会说：“相反，”然后引用某位专家的话。就在此时，你看到一些迹象，这就是他的立场。然后他会说：“我这样回答，”然后继续解释他确实认为上帝存在的理由。然后他回到反对他的人否认上帝存在的理由，表明这些理由为何站不住脚。所以你在阿奎那的作品当中看不到任何快快一笔带过的事情。你看到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彻底的想法，可以帮助教导你如何全面思想不同的问题，我已经发现，对于我这样一位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说，这有极大价值。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教皇博义八世大约在1300年代开始的时候担任教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标题是Unum Sanctum —《一圣教谕》。他在当中论证说，教会优于国家，在国家之上；这种张力贯穿中世纪时期，直到拿破仑·巴拿巴的时候才得以解决。因此，这文件具体说的是，只有一位真正的教师，只有一位是我们必须服从的，我们必须亲吻他的脚，这就是教会，指的就是博义八世。因此，博义关于这独一无二权威的极端立场，并不能与菲利普好好共存。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博义八世这一位教皇宣称，作为教皇，他拥有终极权威，不仅在宗教，甚至在政治方面，不仅在欧洲每一个人，而且在每一个人之上都是如此……但你可以想象，他是对君王和诸侯说这番话的，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有一些势力，因此注定会有冲突。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冲突，就是他和法国菲利普四世之间的冲突。菲利普要开始向神职人员征税，因为他们很有钱，博义说：“不，没有我的批准，你不能向神职人员征税，因为我是在你之上的主。”这引发了大量冲突，发生的一些战争与这有关。但最终发生的事，其实我认为是对宗教改革来说意义重大的事，就是博义宣称教会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权威，我认为这就为某种滥权铺路，这滥权发展，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成了滥权的火药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引发了宗教改革。因此，他企图控制每一样事情，我认为这实际上导致了完全相反的情形，宗教改革成了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挣脱这些枷锁的途径。

安德烈·托雷博士 Andrew Tooley

文艺复兴是15和16世纪的理性和文化运动。它实际上是复古，人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贯穿中世纪，人其实有一种想法 — 因此从1200年代一直到1400年代后期 — 人认为有一种迷雾笼罩着中世纪时期，有一种经院学派的神学。经院学派是一种方法，把神学组织起来，把哲学组织起来。就是这种观念，即我们要回到源头。因此有这说法，ad fontes，就是“回到源头”，我们需要回头去听，不仅是初期教会，而且还是早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要有什么话说。因此，人们其实有这种信念，就是有这种迷雾，我们需要穿过这迷雾，回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去听他们对人，对生活，对宗教有什么话要说。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文艺复兴的本质就是营造出大学体系。大学体系和当时的教会相反，和修道院的训练相反，强调的是回归源头和背景。换一句话说，人是在说：“我要相信那真实的，但我要看见这事，我要研究这事。”因此，在最终建立的大学体系之内，人文主义诞生了，因为当我们的宣教士对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展开互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就是理性的护教推理，是我们之前没有的。所以，文艺复兴产生了两种运动。它在北部欧洲生出了伟大的宗教改革，而在南部欧洲生出了启蒙运动，这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北欧的人在探求他们本源的时候，回到他们文化早期的开始，基督教信仰的早期开端，但南欧的人，他们超越了第一世纪，去到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更多我们称之为世俗主义的事情。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中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实际上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这场运动在学者当中兴起，特别始于我们所说的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学派运动。人在修道院里讨论哲学和神学问题，但是是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讨论。他们从有神论的观点讨论这些事情，从上帝在这世界动工，人生的意义，在世界上运用理性的角度讨论问题……有整整一群人参与其中：伊拉斯谟，路德是当中一部分，加尔文成为当中一部分，丁道尔，后来闻名的宗教改革领袖，宪政改革领袖中的很多人，都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学者的古典主义运动，他们查考古代文学，但深入涉猎现代哲学和人生哲学，宇宙哲学，使他们能明白人生意义，宇宙间上帝和人关系的哲学。这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主要在南部欧洲，意大利，德国发生，但兴盛后，进而进入英格兰和苏格兰，还有其他地方。

吉姆·梅坡尔斯博士 Jim Maples

在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年代有一场运动，它称为经院学派运动，后来另一场运动称为人文主义运动。人文运动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运动，非常以宗教为基础，努力促进修辞法，努力促进理性探求，实际上倡导回归经典的古代文学。Ad fontes ，“回到源头”，或回到原初，这是他们的口号，这在宗教改革早期证明对人有极大帮助，人得到鼓励回归原来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文本，离开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我认为这对宗教改革后来发生的事产生了很明显的冲击。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

我们称为中世纪后期的文化人文主义，是尝试借用古代，就是借用古希腊和罗马年代说话和写作的模式，人们看这些是优于中世纪后期说话和写作的模式。这一时期的人相信他们生活在衰退的年代，他们变得相信古代世界样样事情都比他们自己的年代要好。因此，最好奇探求这种知识的人，实际上是在商界的人。他们要能写法律文件，公函，提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文书”。他们要用尽可能最好的风格书写。他们开始因为这样做而赚钱，这些人因为商界已经如此成功，就能用他们大量的利润赞助艺术作品，绘画，雕塑，等等。所以这是效法古代的演讲和写作风格。这有宗教性吗？还是没有宗教性？我会说原本是中性的。是中性的，其实是和风格有关。此时人也模仿古代其他事情，包括建筑风格 — 圆柱和上楣。这涉及模仿古代艺术，特别是雕塑。但这当中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称为是以人为中心的。它只是模仿很久以前更好的风格。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

文化人文主义和现代世俗人文主义很不一样。我最近从英国回来，我发现在那里有让人震惊的事情 — 更多的人是在所谓的“人文主义”牧师，而不是基督教牧师的证婚下结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虽然要结婚，却明确要在结婚的时候不提任何关于上帝，或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设立婚姻的事情。所以，现代的世俗人文主义是反上帝和反有神论的。用“人文主义”这同一个词来描写这两场运动，这确实是一件羞辱的事情。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

今天的世俗人文主义没有了一种对生命的有神论认识 — 即和创造主有关的人生，我们断言上帝是谁，我们认识到上帝在人类生活当中的重要意义。你知道的，现在的世俗人文主义是一场出于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种运动，偏离了有神论，在某些情形里接受了无神论，大大进入我们现在所说的世俗生活。因此，今天的人文主义和我们当时所说的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

英格兰的罗拉德派是约翰·威克里夫的门徒。威克里夫在卢特沃去世后，他们重拾他的使命，用本国的言语传讲上帝的道，通过讲道延续把上帝的话语翻译给上帝百姓的这使命。但他们也是那些试图把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分开的人。有人认为“罗拉德”一词的意思是“说话咕哝的人”，但“罗拉德”这一个词也可能出自于古英文单词，意思是“糠秕”，就像马太福音13章的麦子和糠秕。这表明罗拉德派想办法要把麦子和糠秕分开，把那些是上帝真儿女的人和那些是虚假认信的人分开。因此，他们在事工中努力通过教导上帝的道，在教会实施教会纪律惩治来洁净教会。他们是16和17世纪清教徒重要的先锋。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罗拉德派是威克里夫的继承人，他们的名字源自这事实，就是他们常常是非常由平信徒驱动的事奉，他们没有受过优良教育，他们不会是像威克里夫那样上过牛津大学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受过训练，我们会这样说他们。但因为这一点，他们会被人取笑，说他们是乡巴佬，或某种在文化落后地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啦啦啦”是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巴啦巴啦”，按现代的说法，他们讲很多傻话。他们受到威克里夫翻译的驱动，他们是这场被迫转入地下的教会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贯穿英格兰不同地方都有罗拉德派运动。说这是一场运动，这很有可能不够准确，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他们是一系列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或细胞教会，细胞群体这种类型的群体。但是他们在 14世纪延续威克里夫的工作，一直到宗教改革。当安立甘会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仍有罗拉德派。再说一次，他们是平信徒，他们并不是要追求教育。他们是避免天主教会的架构。但是有清楚的证据，罗拉德派的人来加入宗教改革，因为他们发现，宗教改革是从他们远自威克里夫那时候以来一直持续事奉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实际上并不多。因为他们如此转入地下，就不存在大量证据。他们没有写很多书，他们也不能写。但我们知道他们的谱系，因为他们坚忍下来，我们看到他们再次出现。几乎就像爱尔兰传说中的那小精灵，他们在16世纪再次出现。他们看宗教改革，如同它是他们起来反对天主教会圣经观的又一次成果。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洛伦佐·瓦拉是一个令人着迷，几乎没有人知晓的人，他对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冲击。他是一位学者，专长是语言学和古代文献，他证明一份名为《君士坦丁赠礼》的文献是伪作。人宣称《君士坦丁赠礼》讲的是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整个西部帝国，基本上就是欧洲赠给了罗马天主教会。教会使用这份文件，有好几个世纪宣称自己在所有民事长官之上拥有权威，是终极权威，所有君王需要让自己顺服教会。当瓦拉来证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许多君王和诸侯这一方的喜悦之情，他们能说：“你不能再宣称对我们拥有权炳。”更正教人士开始广泛传播他的作品，给亨利八世和他的大臣克伦威尔帮了大忙。克伦威尔使用这份文件，说明伪造文件的事情证明亨利并不需要顺服教皇，作为英格兰国王，是他在英格兰具有至高权威，而不是教皇。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有一种说法，就是更正教的人，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夸大罗马天主教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前的腐败现象。我不确定人是否能夸大这一点，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这是在教会内部发生，就让它变得更丑恶，我认为这用词是正确的。例如，在神职人员当中蔓延的淫乱只不过是寻常事。人没有意识到的其中一样事情，就是到了大约11世纪的时候，教会才制订法典，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这为难以置信的滥权打开了大门。现在神职人员不可结婚，但他们仍有冲动和愿望，最终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多数神职人员到了最后包养情妇，这导致一种进一步的滥权，就是神职人员的主教基本上可以向他们收税，以此惩罚他们包养情妇，但他们可以把情妇留下。所以，主教实际上是鼓励神职人员包养情妇，因为主教可以从这做法当中赚钱。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伊拉斯谟报道说，有一位主教宣称单单一年内就有11,000名神职人员向他支付情妇税。这只是在教会内发生的公然滥权和腐败。你也可以加上这件事，就是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整个关于得救和有能力买赎罪券的制度，这只不过再次开始把钱放进来，你开始把权力放进来，腐败就继续恶化。这是普遍现象 — 买教会职份，为的是赚钱。人会想：“我为什么要买一个教会职分来赚钱？”取决于教区大小和教区富有程度，一位主教可以让自己一辈子过日子却无所事事。只要支付一笔费用给那任命主教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你现在就有了一门生意，你可以从修道院、教会和神职人员那里收情妇税，你并不需要任何神学学位，任何实习。你甚至不需要在乎上帝是谁，耶稣是否曾经活过或死过。因此有大量腐败的事情发生，因为金钱、性和权力合在一起带入了教会。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在中世纪，特别是后半部分，在15世纪的教会是相当腐败。我认为，如果要对此轻描淡写，就是闭眼不看发生的大量史实。那是混杂的情形。并不是每一位教皇都罪大恶极，但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一个教皇都是好人……有一些教皇，他们特别出名的地方，就是做了某些糟糕的决定。所以，例如你会看到嘉礼三世，他更感兴趣的是组建他的军队。他要人看他是有一点点像文艺复兴的人，因此他绝不是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他在使用职位方面更多多讲政治。例如，你看到有教皇保禄二世，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包养了一些情妇，他整个目的就是过奢华生活，他要恢复大量古罗马的古代异教徒纪念碑。你看到有像英诺森八世或亚历山大六世这样的人，再一次，这两人都包养情妇。教皇是不可结婚的，因此一方面，他们能遵守这方面法令的规定，按字句遵守法律，但众所周知他们有大量情妇，在一些情形里实际上有私生子，他们担任教皇职位的时候授予这些人在教会里尊贵的地位。因此，虽然有一些教皇尝试做正确的事，但大多数教皇，特别是在15世纪，在中世纪这一个时期的教皇，他们并不是好领袖。他们担任这职位，并不像基督对待百姓那样，而本是教皇的职责。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当我们看中世纪后期教会存在的腐败，今天各处警号就要响起，因为腐败三大件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在中世纪时期，中世纪的年代，这三大件是金钱、性和权力。我们看今日教会普遍的情形，事情是一样的。你看到有牧师和宗教领袖，显然参与了和金钱有关的事情，是不尊荣基督的。你看到牧师追求权力，就毒化了教会，因为他们营造了有害的环境。很明显，今天教会内发生的性丑闻甚至当时已经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从教会历史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试探依然是一样的，我们需要非常深入察看我们自己的内心，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需要愿意与彼此建立关系，直面这一点，彼此指出问题，而不仅仅是闭眼不看。

威廉·菲利普博士 William Philip

我们很容易看中世纪教会，认为这很可怕，可以理解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发生，谢天谢地我们不像当时的人。但当然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听新约圣经说的话，它充满了给所有时候的人的警告。使徒写信警告他们自己植堂和教导的教会。只不过是几年之后，他们当中许多人就遇到了真正的麻烦 — 极大的淫乱，各种各样真是很可怕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能回头看教会历史，看到已经发生的腐败，教导我们的主要事情，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看自己。实际上，绝不能容许骄傲在人心中，或骄傲在我们具体教会成员身份当中，我们具体的地位当中留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有免疫力，不会犯这些事，我们就落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主耶稣、使徒保罗和所有其他人会非常认真警告我们。因此我们回头看这些事情，应当有所认识，不是赞同，但肯定不是骄傲沾沾自喜。今天我们需要警告自己，意识到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轻易重蹈覆辙。所以宗教改革的精神会警告我们，要我们总是回归圣经，回归上帝的话语，总是不断改革，否则世界上最改革宗的教会也会走在最危险和错误的方向上。因此我认为，我们回头看教会历史的时候，谦卑是我们学到的主要功课。

提摩太·乔治博士 Timothy George

在古代以色列，以色列的子孙被掳巴比伦，他们在那里过了70年。现在，到了中世纪后期，快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中世纪教会生活发生了极大搅扰，连教皇职位也从罗马搬到法国，到了阿维尼翁。有一段70年的时间，教皇职位仿佛被法国的国王和领袖“掳走”。所以这段时期被称为“教会被掳巴比伦”。这也是马丁路德在1520年写的一本书，一本专著的书名，他在书中回顾了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教训，努力用福音之光，圣经之光光照这些教训，特别是与圣礼有关的教训。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

要明白什么是教皇分裂，我们就需要明白就在那之前发生的事，就在那之前发生的事，就是有一段大约70年的时间，教皇制度所在地从罗马搬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在这70年时期结束的时候，人似乎成功把教皇再一次带来住在罗马。值得留意的就是，教皇离开罗马，因为这对教皇来说是太危险的地方。但教皇是被哄骗回到罗马，这只是因为一种未曾预见发生的事情有了发展，就是那些支持教皇住在法国南部，仍然希望教皇住在那里的人，提名了一位对立的教皇。因此教皇制度回归罗马，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第二位竞争的教皇，他继续住在阿维尼翁的大型教皇总部，在那里发挥作用。

这令人震惊，让人惊奇，但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件事的后果，这件事直接的后果，就是全欧洲的皇家分裂。那些支持教皇住在法国领土的人，支持在阿维尼翁的教皇。那些总是希望看到教皇回归罗马的人，支持在罗马的教皇，但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是肉眼看不到的，因为已经在欧洲存在的现有政治和国家间的对立，在这一方面展现出来，我要举一个例子。法国很明显希望有一位住在法国领土的教皇，其他传统上与法国结盟的欧洲国家 — 苏格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被吸引进来支持住在法国领土的这位教皇。但是英格兰，法国传统的敌人，只要有一位正当的罗马教皇，就绝不会支持一位住在法国领土的教皇。因此，现有的政治和国家忠诚，主要决定了两位教皇当中哪一位会得到支持。这持续了几十年时间，人们认真尝试修补这破口，难处在于住在这两个地方的教皇，哪一个都不愿意自动放权或退位。在这结束之前，甚至在短暂的时期，曾有三位教皇，这种冲突在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上得到解决。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教皇分裂是在教会内部顶层发生的几种不同抗争的其中一种。选教皇的方式，就是大红衣主教投票选出教皇，有几次，特别是有一次，对于谁被选上，人有一些不同意见。这同一群人，至少他们当中的一群人走出来，后来选举了另一位。罗马天主教会有这样的教会论，因为教皇是教会的元首，现在有两位教皇，这就意味着有人有某种疑惑，到底是谁真正在带领教会。如果人认为这是一家不可能犯错的教会，应当为你定义生活中所有的教义，那么如果你看到有一种局面，有两位教皇发号施令，有两套规定，你会听哪一位？发生的事，实际上最后有第3位教皇，因为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告诉前两位教皇退位，他们选了另一个人。当然，前两位教皇不愿退位，结果就是你有了三位教皇。因此你看到有这种局面，多少是滑稽的局面，但你看到有一种局面，教会由三个不同的声音带领，所有人都宣称是基督的代表，教会的元首，所有人都宣称有某种程度的属灵权威，理应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结果就是，有一段时间，人开始想各种办法，努力找出符合圣经的办法，抵消这问题，说教皇并不是教会的元首。他们用不同的策略做这样的事，但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削弱了教皇的权力。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

“圣职买卖”（Simony）这一个词实际出于一位圣经人物，就是行邪术的西门，在使徒行传里，他企图从使徒手上买到一种权力，想把圣灵分发给谁就分发给谁。当然，彼得责备他，他就成了教会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因此，西门企图买一样东西分发给其他人，这种想法就为“圣职买卖”这词提供了词根。中世纪的观念就是，平信徒领袖，其实是封建领主，想买教会圣职，传给子孙，同样也留给他们的私生子，为他们提供一种谋生之道。对此，罗马天主教会有时掉头假装看不到这样的事，但是像后来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这样一位改革者，看圣职买卖既是败坏了教会的职位，对教会生活来说也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他企图改革这种做法，确实，有很多要改革的教皇要审视这种做法，努力对此加以改革。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讨论了这问题。后来约翰·胡斯努力要在波西米亚进行改革的时候，指出了圣职买卖的危险之处。因此，贯穿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教会倾向是把圣职买卖看成是在教会生活中对教会职份的一种危险败坏。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圣职买卖是教会一种很有嘲讽的做法……在教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买到职位，最终可以买到属灵的权柄。你可以付钱买教会内一个职位，从最低级的当牧师，到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大多数这些职位都有相当多的收入，取决于修道院或教区有多大。因此你并不需要有任何资格，你不需要有来自上帝的呼召才能做这工作。你只需要有足够多的钱，足够多，能买下这职位，然后这就会让你的余生安枕无忧。这就像买下一门生意，其实这就是一门生意，这种做法确实发生。最终教会意识到这引发出难以置信的破坏，天主教会内部其中一样确实发生的改革，就是取消这种做法。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

在中世纪后期在神职人员当中，独身的崩溃是广泛的，普通的人也看得出，并且对此评头论足。但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教会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神职人员独身。直到今天，东正教会并不要求神甫独身。但是在1200年代，因为教皇开始从修士阶层中挑选，修士看为是理想的事情，就被转移到了神职人员身上。从这时开始，同样的独身期望就加在了两种天主教领袖，修士和神甫身上。

这崩溃有多么广泛？我们只有零碎的信息，但简单明了的事实就是，许多神甫有妾士。她们可能打扮成保姆，但与神甫生了很多孩子。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人不正式承认他们存有的这些孩子呢？人不能承认他们是神甫正当生的孩子，因此需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些地方安置这些孩子，无论男女，修道院接受了他们当中一些人，但那些在修道院找不到位置的人，需要在社会上谋生，而社会看他们是一个非常严重问题的病症。因此他们不仅是私生子，而且还是那些本不应有任何孩子之人的私生子。这不仅是神甫的问题，还是主教，甚至教皇的问题，教皇也有许多不获承认的私生子女。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我认为，一直到宗教改革，以及在宗教改革之后，独身制度都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引发了大量问题。这在大约11世纪设立，在那之前神甫是可以结婚的，看来并没有引发大量问题。但独身制度出现。你并不能因为颁布了一条法律就消灭了某人的性欲，最终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甫、修士和其他人无论是通过情妇，还是通过妓院，不管情形怎样，都找到办法满足这些性欲。所以说你不能结婚，以为这意味着你就会独身，这其实并没有带来计划的结果。因此，你就看到有一些神甫企图隐藏他们的情妇，导致你看到有主教收钱，为的是不处理神甫的情妇问题。你看到神甫和其他人参与招妓，很明显这要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这问题延续到今天。我认为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意识到，在神职人员内部性虐待这方面，他们有一个严重问题要解决，他们甚至开始展开对话，说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犯一个错误，现在需要找一种不同的方法。

唐崇荣博士 Stephen Tong

有关救恩的问题，应当是全本圣经最中心的问题，因为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是人的罪与上帝的救赎，那这个只能在基督里造成的。当福音加上了其他因素的时候，已经不纯正了，所以当第六世纪开始，宗教落在以圣品为中心的仰慕，而忽略了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的信仰的时候，教会已经偏离了上帝的话了。所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看见这些东西越来越堆积，越来越繁琐，结果变成教会的累赘，圣徒工刻苦，教皇的权威，圣地的朝圣，这些东西已经夺取了、已经代替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赎罪完成救恩的最重要的中心。所以马丁路德出来奋斗的就是要把教会带回以圣经为中心的福音信息里面。加尔文更清楚从所有圣经，前后所有圣经的经文来佐证这是神创世以前所做的工作。这不是人按守约所达到的恩典，也不是人受洗以后才得到能够重生的地位，这是神的预定，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施恩，才能把这个上帝的救赎降临在各人身上的。所以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拆毁了许多错误的，加尔文建立了许多圣经原有的，才把今天的信仰奠定起来了。

罗伯特·圣约翰牧师 Robert W. St. John, Jr.

路德关注恩典教义。你会记得他是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因此他沉浸在奥古斯丁的神学当中。而奥古斯丁确实教导恩典教义，路德可以看到，教会已经偏离了恩典教义。所以基本上经院神学家在神学方面采纳亚里士多德观念的时候，就已经采纳了他对习惯的观念，就是如果一个人不断重复一件美德的行为，随着时间进程，他们就会变得有美德。因此你做那件事足够多，你就会在那方面成为义，你就会在那方面有美德。这变成了得救的途径，通过行善得救。但路德看到，这确实是违背了使徒教训的恩典教义。

在罗马天主教体系内，一个人出生，然后受洗。受洗的时候，他们被认作是重生和称义了 — 仿佛成为义。这让他们进入一种蒙恩状态，因此他们活着，好像是在蒙恩的状态，当然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停留在当中。神甫晓得人的软弱，他们会失败，他们会犯罪，因此结果就是，他们有忏悔。因此，当一个人犯罪……他在蒙恩状态，他犯罪，因此他去到神甫那里要行补赎礼。他为他的罪懊悔，神甫看他是不是懊悔，提问，检查他是否懊悔，然后为着那件罪，让他做一定的赎罪苦修，他做这赎罪苦修，完成的时候，神甫就赦免了他这罪。因此不再看那件罪是与他作对。他再次进到蒙恩状态。因此他继续这循环的工作，罪，做赎罪苦修，罪得赦免，重新回到蒙恩状态。他活着的时候，这就好像是一种好的天主教徒生活，直到他要死的那一刻。现在，他死的时候，有一些罪是他没有做赎罪苦修的。你知道的，这样的罪有很多。所以他现在在炼狱里，所以他是为罪付出代价，他在被炼净 — 炼狱的观念，就是“炼净”— 他炼净自己脱离这些罪，他在炼狱为这些罪付出代价。这过程完成的时候，他就要进入天堂。

路德看这体系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是人行为的体系，实际上对抗恩典。路德教导的恩典这观念，就是上帝把他的善加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是谁，或我们做了什么。事实上，在他的海德堡辩论其中一个论题上，他说上帝的爱有别于人的爱，上帝的爱创造出这爱所愿的。他解释说，人的爱是寻找一样事情，然后它对我们有吸引力，因此我们被它吸引。我们看到那女孩子，我们被她吸引，我们和她结婚。我们走过停车场，我们看到那辆车，我们真的想要这辆车，我们喜欢这辆车，说：“啊，我喜欢这一辆车，”所以我们买了这辆车。人的爱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但上帝爱的时候，他创造出他所爱的，这就是他倡导的恩典观念。恩典并不是上帝看我们，因着我们做了的事，我们在他眼中有一种义，就让我们变得可爱，或可以被上帝接纳，恩典教义而是教导我们说，上帝要在我们里面做创造的工作，要使我们称义，要接受我们，这唯独是根据基督的义。因此这就是路德在拯救的事情上实际上有别于天主教的地方。

卡尔·贝克威博士 Carl L. Beckwith

人常常认为，我想你从更正教人士那里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就是罗马天主教徒相信人赚得救恩，配得拯救。真是这样吗？在我回答这问题之前，让我说他们确实相信些什么。例如，他们会说我们是靠恩典得救。有一些人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犹豫，但很多人会强调，我们确实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离开那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有永生。因此，一方面，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强调，上帝的恩典对我们的得救来说绝对必不可少。但是在那种恩典体系中，他们为功德留下了一个重要位置，以至于所有伟大的中世纪神学家 — 圣文德，阿奎那，一直到天特会议都明确地说：“是的，我们配得永生，这拯救的恩赐在于上帝，但是上帝通过我做工，行善，配得永生的，最终是我的行为。”

提摩太·乔治博士 Timothy George

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内有许多不同流派的教导。一些比其他更纯正。最好的一直回到圣奥古斯丁，他教导唯独因信，唯独看恩典称义的教义，这与使徒保罗非常吻合。经过一段时间，各种外来观念把它稀释得很厉害。因着，当改教家们出现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翻新这在圣经中找到，由圣奥古斯丁教导，由中世纪晚期一些人 — 我们把他们称为根本的奥古斯丁主义者阐述的恩典教义。路德本人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员，他是一位纯粹的奥古斯丁派人士。因此，并不是仿佛他全盘发明了这教义。它大部分、首要已经存在于圣经当中，也呈现在教会内。然而我们要说，中世纪后期变得盛行的教义，是远离了保罗的教导，远离了圣奥古斯丁的教导，因此改教家们的使命是恢复，他们要把这教义带出来，让它再次发光。

提姆·桑斯伯里博士 Tim Sansbury

人很容易说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教导靠行为得救，但我不完全确定这样说是否公平，因为至少在我看阿奎那的书的时候，在合理批评亚里士多德对他思维的影响之后，在我看来他还是按照基督教神学的那分枝，一直回到奥古斯丁，当然在这之前，回到新约圣经，回到信心的重要意义和首要地位，以及行为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为我们赚取我们的得救，虽然如此，即使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都意识到那些得救的人，他们的得救应当通过他们生活当中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们在雅各书特别看到这一点。我就是这样解读阿奎那的。我认为这是对他合理正确的解读，这把他带到很明显他本该属于那分枝，就是奥古斯丁和意识到凭信心得救的初期教会神学家的那分枝。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Clete Hux

按照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训，我受洗的时候，如果我是在罗马天主教里受洗，这洗礼就除去了原罪的罪责，赋予我属灵的生命；我重生了。因此我们今天会把这称为“洗礼重生”……当然洗礼是教会首要的圣礼。

提姆·桑斯伯里博士 Tim Sansbury

我知道，人受洗时发生了什么，这问题并不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全部，但我只是通过阿奎那才知道这一点。阿奎那很有意思，因为他是教会历史上其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一位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他对上帝的主权有这种异乎寻常尊崇的看法。但他对上帝的超越性也非常看重，这包括了时间现实当中上帝的超越性，因此上帝不像我们那样线性经历时间。事实上，按我对阿奎那的理解，时间看起来其实只是这种因果顺序，并不存在像时间这样的事情，但只有这事实，在这发生之后，有那件事发生，因此这看起来是时间。这适用于洗礼，因为阿奎那讲到个别之人的时候，他是从两方面讲到这人。其中一方面，就是这终极的真相，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于时间之外，或者可能更好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时间之上，是这种在时间之外永恒的生命；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永恒性。这和上帝的永恒不一样，但有一种永恒。因此，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例如得救或称义，这些事情一开始是永恒的现实，第二，它们是时间现实中的现实。有一个时间点，它们看来在这时间点发生。因此，这就让他可以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方式，讲重生是发生在洗礼的那一刻，因为这是洗礼，是看得见的时间，在这时间，这永恒的现实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这是他所说的一切，那么这听起来仿佛要有重生，就必须要有洗礼，这听起来就像是，要有重生，有洗礼就够了。这甚至可能听起来像是洗礼就是全部做成了整件事，所需的只是洗礼。但是他写了这很有意思的小小一部分，他开始讲到，如果一个人信了，或终于认识到福音真理，要受洗，但这时无法受洗，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当中所说的，就是有重生的现实，或者 — 再一次，这说法和我们会用的说法不一样 — 但拯救已经发生的现实，上帝的工作已经做成的现实，这人已经称义的现实，这现实是一种永远的现实。若人只要有想受洗的打算，或只要是愿意受洗，但却无法实际受洗时，按功能来说这人就算有洗礼了。因为人的永恒性和时间现世性之间有别，所以对于人不是受洗之前就去世的这通常情形，讲重生是否在洗礼很久之前，或就在洗礼之前，或就在洗礼这一刻发生，这并不重要。重生终极是、称义终极是一种永恒的现实，因此没有理由讲到它在这自然世界上，在洗礼那一刻以外的任何时候出现。但他非常小心，非常清楚。很明显洗礼对拯救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因此，重生仅仅是与洗礼同时发生，并不是由洗礼引发。

罗伯特·圣约翰牧师 Robert W. St. John, Jr.

赎罪券是一份为不能完成赎罪苦修的人发出的延期文书，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份延期文书，为因着健康或环境的原因，不能完成神甫要求他们做的正常赎罪苦修的人留下余地。因此，必然有一位老年妇女不能朝圣，如果朝圣是神甫要求她做的赎罪苦修的一部分，或者对她的要求，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上跪下来祷告，或类似这样的事，她做不到这样的事，因为她膝盖不好 — 那么结果就是，作为一种善举，他们可以给她，神甫可以给她发出一份延期文书，一份赎罪券，允许她做别的事情代替。因此这就是原本的样子。然而它发展成为某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中世纪，我想是12世纪，教皇思道把赎罪券特许的观念扩展到那些在炼狱里面的人身上。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他在那时为罗马天主教会金钱方面极大的机会打开了大门。因此一旦赎罪券扩展到炼狱里的人身上，就成了买得自由脱离炼狱之苦的手段。当然，你要明白，在中世纪炼狱是基督徒人生的最后一步，一个人死了，现在对于他们没有做赎罪苦修的那些罪，他们要在所说的炼狱这受苦阶段为这些罪付出代价。因此，为了让一个人得解脱，人就会为在炼狱受苦的父亲或母亲买赎罪券，就是这种滥用，让我们来看到赎罪券的概念，路德把他的95条论纲钉在威登堡教会大门上的时候，他担忧的就是这种想法。

弥迦·恩古萨牧师 Micah Ngussa

赎罪券是罗马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种教导，就是所有相信的人都必须有行为赚得拯救。但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赎罪券这过程。我说的是，人会付钱，付钱赚得拯救。实际上，这是罗马天主教挣钱的计划，特别是为了建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因此，他们要让人甚至为他们死去的亲人付钱，他们收了大量的钱。这是马丁路德和他们有意见分歧的其中一方面，因为他们是用另一种方法出售拯救，按照圣经这是完全错误的。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赎罪券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观念。其实有三种范畴，据此我们可以明白赎罪券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从它们不是什么开始，它们不是为了要赦罪，它们原来不是为了让人可以任意犯罪。它们不是为了赦罪。但进入第二种范畴，它们是一种补偿的方法，代替我们罪要受的现今时段惩罚，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犯了某种罪，比如说撒谎，那么作为一种赎罪苦修的形式，那么这罪后果的一部分，就是信徒要有现今时段的补偿，被带回到与基督正确的关系当中。因此，在起初的时候，赎罪券是一种方法，让人能做出某种金钱方面的奉献，为的是实现这补偿，为补偿所需要的进行支付……因此赎罪劵按原来的想法设定有赦罪。这在中世纪某一个点有了改变。它们那时就变成是 — 因为这是用金钱取消罪 — 这就成了提供这些赎罪券的人能赚取大量金钱的一种方法。因此，不是按照原意，赎罪券就变成了这种观念，就是“我可以变得得救，因为我已经买了一张赎罪券”。“因为这赎罪券，我已经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不是在已经得到赦免之后，它现在取了这一种地位，本身就是赦罪方法。因此你看到中世纪有很多人，他们实际上出售这些赎罪券，赚了大量金钱，大部分是因为这是一种出售拯救的方法。这些资金最终用来例如修建大教堂，或十字军东征。因此它成了原本没有打算要变成的事情。然而，我们通常就是这样来想赎罪券的，就是一种方法，人实际上简单支付一种“犯罪税”，就能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

若比·克若斯博士 Robbie Crouse

赎罪苦修的概念对中世纪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非常重要，在许多方面冲击了中世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赎罪苦修的概念实际上出于初期教会耶柔米的一句话，人常常引用这话，就是赎罪苦修是人的灵魂如船坏了一般之后，得救的“第二块甲板”。罗马天主教神学的观念，就是洗礼洗去了原罪。但如果你犯了大罪，就是说，受洗之后犯了导致死的罪，你就需要拯救的第二块甲板洗去这罪。这甲板就是赎罪苦修。赎罪苦修的观念，就是一种敬虔或懊悔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表明你为罪忧伤，通过神甫免罪，然后就赦免这罪。赎罪苦修可以用几种办法做成。它可以表现为人经常进行的朝圣；有时去圣徒的地方朝圣，向圣徒祷告，说万福马利亚。在很多方面，这比更正教持续庆祝的圣礼 — 主餐和其他方法 — 更重要。平信徒要确保他们自己得救，这些赎罪苦修就非常重要。路德反对的，正是这件事，他相信中世纪的基督徒做这些敬虔行为，不是因为意识到上帝已经拯救了他们，而是认为他们要为上帝做这些事，上帝才会接纳他们。

卡尔·贝克威博士 Carl L. Beckwith

中世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赎罪苦修这圣礼进行，原因就是：我们犯罪。中世纪的神学家意识到我们犯两种罪：大罪和小罪。他们思想罪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大罪和小罪之间的分别，一件罪意味着某种试探临到我们，有某种罪的暗示，我开始对这罪有某种欢喜快乐。如果我只是去到这地步，我并不认同这种快乐，实际犯出这罪，那么这只是一种小罪。小罪可以用最后的礼仪，罗马天主教最后的圣礼赦免。但是，假如我认同这暗示，按照它和一件罪带来的快乐行事，那么这就是一件大罪，摧毁了我和上帝的关系。一种大罪只能通过赎罪苦修这圣礼得到赦免。所以中世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要认识到、看到他们已经犯的罪，他们必须去到一位神甫那里，他们必须真正认罪，他们必须在这认罪当中懊悔，以至于绝不要再犯这罪，他们为这感到难过，然后神甫就会给他们一种有条件的免罪，这是建立在某种满足之上的。现在让我重新说，解释这里发生的事。大罪带来罪责和惩罚。罪有罪责，这罪有直到永远的惩罚。在中世纪教会，我去行赎罪苦修这圣礼，我热切认罪，神甫所做的，就是他能免除这罪责，他能把永远的惩罚转移变成一种现世时间的惩罚，现在神甫分配我去做满足要求的事，胜过这现世的惩罚。当然，这问题就是，我继续犯罪，我继续积累这些惩罚，我不能为它们所有付出代价。然后就有了不同的办法，为这些刑罚付出代价，赎罪券，圣徒的祷告，教会为此安排的功德库，但最终我会落在炼狱里，在那里我要继续要为着现世的刑罚付出代价，赎罪苦修的圣礼已经把这些刑罚从永远转移到现世时间，让我为它们付出代价。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赎罪苦修一词出于拉丁文原来的词根poena，意思就是“惩罚”。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罪都要求有某种惩罚。一方面，你看到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为我们的罪付出永远刑罚的代价。人是这样理解的。赎罪苦修是一种偿还消除我们罪在现世时间影响的形式。永远的事情解决了，但仍有现世时间的事，为我们的罪赎罪的此时此地的方面，或说得更好一点，因着已经犯罪的结果，要改正。因此在中世纪时期，赎罪苦修的形式是一些非常艰巨的事情。人要进行极其严格的禁食。有时你会看到朝圣的人。有时候人甚至，例如被关到监狱，或受鞭打。因此赎罪苦修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在这件事上，教会对现世这地上的人行使权柄，确保他们的罪性在现世，在这地上得到对付，通过这些赎罪苦修的作为，完成对这件罪的刑罚。如果你是中世纪一个很容易犯罪的人，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指的是，生活在中世纪的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因为他犯罪，要用禁食解决，因为他犯罪，需要去朝圣，这打扰了任何人的一般生活。因此你看到的就是，教会最终采用了一种抵偿的策略，缩小，算是浓缩了一个人实际要做的赎罪苦修。因此有时这是一个禁食的集中时期，或去某个地方一天的朝圣，或在某些情形里，人会有这种观念，也许为某样事情一次付出代价。因此，赎罪苦修最终进入到赎罪券这整个观念当中，在某种程度上能称义，此时此地承担你罪的后果，实行自我改正，即便知道基督已经永远做成了此事，但今生地上还有这些罪残留的影响要对付。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福音派人士常常看赎罪苦修是完全在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领域之外，我们这些福音派的人会做的事情之外的事情。但我认为它有一个位置，我认为在一些方面，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里包括了赎罪苦修，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如果认为赎罪苦修多少补偿了罪，因此我们可以赚取在上帝面前有一种地位，那么，不，赎罪苦修在福音派基督教信仰当中并没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把赎罪苦修看作是懊悔的心的一个记号，让某人重新回到正道上来，活出顺服的生活，那么我认为它确实有一席之地。例如，当一位牧师落入严重的道德失败，我们会这样做。我们明白，是的，可以原谅他们，他们认罪悔改，罪就得到赦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动重新回到他们之前的位置。在健康的情形里，通常有一段时间，有辅导，接受监督，做侍奉方面一些较小的工作，为的是重新建立你需要得到信任，重新回到之前的位置。在一种意义上，这可以被看作一种类型的赎罪苦修，证明人有真正懊悔的心。我认为在一些情形里，牧师拒绝这种接受监督的过程，最后证明他们通常来说又重蹈覆辙。因此我认为，正确加以理解，应该安排有一种生活计划，帮助某人重回正轨，用某种办法重建他们的生活，脱离严重的罪行。

吉姆·梅坡尔斯博士 Jim Maples

一些人会问，赎罪苦修的教义是否多少与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或多个教义兼容，有人会说，就着懊悔和认罪而言，这可以看作是悔改本身的一部分。但是现世时间受惩罚，为罪作满足的观念，在任何福音派信仰里面都没有地位。

安德烈·托雷博士 Andrew Tooley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功德库实际上是这种概念，就是基督的死储存了这种功德宝库，可以通过罗马天主教会分发给懊悔的人 — 因此，这些人经历犯罪，承认他们罪，得免罪，行赎罪苦修。因此，不仅基督有这功德库，可以通过天主教会，通过教皇分发给人，圣徒也能发。所以那些如此之好的人，算是一生如此圣洁的人，他们绝不可能用完那一切好的功德。所以这存在天上，然后分给那些真正懊悔的人。

皮特·马维斯博士 Piotr J. Malysz

功德库这概念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说是深藏在基督教初期几个世纪当中，在某种意义上，和功德库很接近的某些事情，它的根源在于基督徒如何推崇殉道者的生命……因为基督徒如此尊敬殉道者，情况也是，人看殉道者是受到上帝某种特别的眷顾。还有，我们已经在另一份早期基督教文献，《圣蓓蓓及圣芬莉殉道记》中看到这一点，这是两位基督徒妇女，特别是圣蓓蓓，因为不想否认信仰，她们就必须死。圣蓓蓓是一位年轻的母亲,20岁出头，人要她公开认错。拷问她的官员，甚至她自己的父亲也要她这样，但是她不愿这样做……在那份叙述里，她做了几个梦，其中一个梦和她的弟弟有关，他肯定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死于某种疾病，某种非常严重，也许像癌症一样的病。但是圣蓓蓓做了一个梦 — 因为她准备要舍命，见证真基督教的真理，福音的真理 — 她在梦中看到她的弟弟得到医治……在那叙述里，这只是一个梦，她看自己受到上帝特别眷顾，她看到她的行动可以有一些果效，超越她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在一种意义上，功德库的起源正正在于这些对殉道的看法，在这些看法当中，除了我们可以说是对基督的工作，基督的这工作在任何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效力，重要性，意义和主导地位的“信仰正统”见证以外，人也有一种看法，这种信仰不正统的看法，就是殉道者所做的多少是如此异乎寻常，可以算得上是对其他人也是足够……

如此，按这样功德库的概念，是直到14世纪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那时候教皇克勉六世颁布了一份教皇训谕 — 发出宣告 — 他宣告说，存在着功德库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说是由教皇从中分发功德。再一次，如果我们看圣蓓蓓的殉道，不可能上帝以外还有谁能把殉道者的功德分给人，前提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对不对？但是按照这一种功德库，可以说是变成罗马天主教教理某一样神圣的事情，在一种意义上，这几乎就像是一台账目，教皇能打开这账目，能从中分发功德。例如，这就成了赎罪券的基础，有异乎寻常的基督徒 — 殉道者和其他圣徒赚取的额外功德，罗马教皇可以有办法来动用这个账目。

罗伯特·圣约翰牧师 Robert W. St. John, Jr.

罗马天主教神学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成为义？现在我要刻意说：“他们如何成为义？”因为他们教导说，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成为义……那么这在受洗时候的义是从哪里来的？按照天主教神学，它来自功德库。功德库是基督之义的总和，是为你在过去所犯的罪预备和赐下的，这是基督的义。但它也包括圣徒的义，换言之，有一些人行了如此多的善行，以至于他们的义超过他们得救所需的义；他们行了足够的义行可以救自己，那么上帝会怎样处理这另外的义，你知道的，这留下来的义？那么他就把这义放在功德库里，可以由教会分发。因此，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功德库是一种哲学容器，装着义，圣徒的义行和基督的义，可以由教会分发，满足罪人的需要。因此，这就是那普遍的观念。现在我只要补充这一点，你记得保罗说他本来可以吩咐，要求他服侍的教会来支持自己，但是他选择自己支持自己。他经常亲手做工支持自己，特别是在他植堂的新教会，等等。他所做的这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超过要求的工作，一种超过要求工作，就是在期望之上，超过了所期望的工作。因此，这种事情要进入功德库，由教皇为罪人的需要分发出去，这就是功德库的观念。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在宗教改革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对拯救的观点相当复杂，这是有一些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在当时教会看到的对恩典的看法。人几乎把恩典看成是一种商品，一种强化能力。这是上帝给你的事情，为的是在你自己得救的事情上与你合作，给你帮助，让你顺服基督的呼召，上帝的律法，但你有某种责任，要参与到这恩典当中。除此以外，还有不同类型的罪。有日常犯的罪，不是威胁你永远得救的罪，人称为“小罪”。但你也有一种更高类型，称为“大罪”的罪，这些罪是，如果你死了，如果一件大罪没有得到赦免，你就会失去拯救；恩典来，在当中发挥作用，给你能力活出一种生活，不犯这些罪，但很重要的也是，一旦你死了，如果你在蒙恩的状态当中死去，没有大罪，但你有小罪，是的，你最终要上天堂，但一开始你必须为这些小罪承受刑罚，你仍要受某种惩罚，这就是炼狱所在。因此，涉及恩典，这变得有一点复杂。你还要加上这一点，就是人认为在罗马天主教会外无救恩，因此你可能做了按教会规定活出一种顺服生活要做的每一件事，但是在这过程中做了一些事，你被开除出教会，你失去了救恩，你被定罪。除此以外，人把洗礼看作是洗去罪的事情，因此严格来说，你可以过了一辈子，在临死的时候受洗，在蒙恩的状态死去，没有罪，上天堂。因此，在拯救的事情上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大多数人要做的，就是我要努力，我要和恩典合作，为的是保证我在天堂可以有一席之地。

弥迦·恩古萨牧师 Micah Ngussa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徒看拯救是应当通过行为获得。他们强调的只是行为，这是马丁路德不认同他们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圣经教导，拯救是通过上帝的恩典，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但是罗马天主教徒摆出人要得救就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人要做的事 — “善行”。但是只做善行，这并不会帮助人得救。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Clete Hux

在宗教改革期间，天主教会看拯救，基本上就像他们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的看法一样，就是只有通过罗马天主教会，人才能得救，虽然救恩可以存在于教会之外，但并不是在基督之外存在。通过第五次拉特兰会议，人基本上断言说，离开了天主教会就不可能得救。因此，他们在更正教改革期间基本上也是这样看拯救的。

斯蒂芬·巴格比博士 (Stephen Bagby)，[美]南卫理公会大学帕金斯神学院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in Dallas]，招聘和招生主任。

卡尔·贝克威博士 (Carl L. Beckwith)，[美]必胜神学院 [Beeson Divinity School]，神学教授。

斯科特·克拉克博士 (R Scott Clark)，[美]加州韦斯敏斯特神学院 [Theology at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教授。

若比·克若斯博士 (Robbie Crouse)，[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系统神学助理教授。

雅各·杜博士 (James K. Dew, Jr.)，[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思想哲学史助理教授。

阿麦尔·根迪博士 (Amal Gendi)，[英]预备阿拉伯世界宣教领袖 [Preparing Arab-world Leaders for Ministry (PALM)]，阿拉伯半岛地区负责人兼培训学院院长。

提摩太·乔治博士 (Timothy George)，[美]必胜神学院 [Beeson Divinity School]，院长兼神学教授。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研究教授和历史神学杰出教授。

克里特·哈克斯牧师 (Clete Hux)，[美]护教学资源中心 [Apologetics Resource Center in Birmingham, AL]，主任兼反邪教护教论者。

陶德·约翰逊博士 (Todd M. Johnson)，[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全球基督教副教授兼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美]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研究系主任和汤普森教席教授。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美]佛州奥兰多北地教会 [Northland, A Church Distributed in Orlando, Florida]，牧师。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美]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历史校长教授，以及[美]孟菲思独立长老会 [Independent Presbyterian Church in Memphis, TN]，主任牧师。

皮特·马维斯博士 (Piotr J. Malysz)，[美]必胜神学院 [Beeson Divinity School]，神学副教授。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助理教授，学术事务副校长，系主任。

吉姆·梅坡尔斯牧师 (Jim Maples)，[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神学院 [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博士主任。

拉斯·纽曼博士 (Las Newman)，[牙买加]加勒比神学研究生院 [Caribbea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院长。

弥迦·恩古萨牧师 (Micah Ngussa)，[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儿童资源中心 [Tanzania Children's Rescue Center]，主任。

威廉·菲利普博士 (William Philip)，[英]格拉斯哥特隆教堂 [The Tron Church, Glasgow], 主任牧师，以及康希尔苏格兰牧师和圣经教师培训机构 [Cornhill Scotland] 主席。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副教授。

提姆·桑斯伯里博士 (Tim Sansbury)，[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哲学与神学助理教授兼行政副院长。

罗伯特·圣约翰牧师 (Robert W. St. John, Jr.)，任教于[美]伯明翰神学院 [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以及[美]安尼斯顿圣经教会 [Anniston Bible Church]，牧师。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美]圣约大学 [Covenant College]，神学研究教授。

唐崇荣牧师 (Stephen Tong)，一位著名的中国传道人和神学家，改革福音运动的发起人，以及[印尼]唐崇荣国际归正布道团和归正福音教会[the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STEMI), and Indonesian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创始人。

安德烈·托雷博士 (Andrew Tooley)，[美]惠顿大学及研究生院 [Wheaton College & Graduate School]，美国福音派研究学院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