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07 英格兰宗教改革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和大多数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因为它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马丁·路德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得到当时德国一些世俗统治者支持，但他们并不是发起改革的人。我指的是，他们其实是跟从路德和他这团体的人。当然，它后来传播到了法国，到了加尔文那里，法国的宗教改革历史，就是它从来没有获得巴黎掌权者，或类似这种人的支持，因此说到底，你可以说，它失败了。但在英国，奇怪的情况就是， 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国家行为，从最高层开始。我指的是，国王亨利八世在他的婚姻，可能的王位继承人这问题上与罗马决裂。所以，你看到的英格兰是一个名义上的更正教国家， 但王国里没有更正教徒，或者说很少。因此他不得不任命一些当时自己正在了解何为更正教的人。你看到的一种奇怪现象，就是连英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们自己也是在一边走一边学；在这方面，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到最后结果不一样，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宗教改革要在英国扎根，就必须教导人认识改革。所以，英国宗教改革实际上是通过在敬拜模式、讲道模式方面进行顶层计划扎下根来。英国的改教家写讲道，然后要神职人员在讲台上传讲这些讲道。他们写祷告文。他们自上而下组织一切。他们为孩子写教科书，给他们学习。所以，这是人受教的事情，人学习和研究的事情，宗教改革就是以这种方式真正扎根下来。

为此我认为，是在玛丽女王统治下，她开始迫害相信更正教的人的时候，普罗大众意识到，他们第一次看到，社会上有殉道者，有人真的愿意为他们的信仰准备赴死。我说的是，有一些人会说，玛丽为更正教事业作出的贡献，远比任何一位实际改革的人都要大，因她如此激起了人的情感，让那些可能不理解复杂教义的人也会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人预备为它而死。这其实带来了极大冲击。但它就是这样传播和扎根的。我们看到结果，因为在16世纪，经过两三代人这样的努力，当宗教改革受到质疑的时候，人并没有大批离去。英国教会在17世纪因清教徒和相关问题分裂的时候，天主教徒所剩无几。那时本来是一个大好机会，让他们从藏身之处走来，并且尝试接管国家，但他们人数根本不够，因为到了那时候，争论却是在不同类型的更正教人士之间展开，而天主教徒其实已经变得边缘化了。我们可以说，宗教改革已经扎下根来。也许并不是人人都认同它扎下什么样的根，但你知道，原则上英国已经变成一个更正教国家。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

亨利八世……他已经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她已经绝经，生有一个孩子，也流产四次。所以实际上，他是想甩掉她。当时，他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怀孕，所以必须尽快完事。他通过他的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沃尔西向教皇提出申请，要求取消这段婚姻，教皇考虑到与西班牙王室的关系，就加以拒绝。这就让他和亨利产生了敌意，因此他自立为英国教会首脑，但并没有离开教会所走的罗马天主教方向……实际上，他所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将来英国国教的首脑，让自己摆脱教皇，但并没有摆脱罗马教会信仰。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是的，亨利八世和他的宣言 — 这称为“王权至尊” — 他以此把教会和国家合并起来，但这其实并不是一种神权统治，但很接近。这本质上是把教会看作是政府的一个有形分支，而国王几乎就像大卫一样，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成为教会的保护者。当然，我们终于发现，麻烦就是他也强制执行他认为凡是正确神学的事情，这成了后来政教分离的原因。但亨利这样做，他确实几乎就归信了更正教。如果说，在英国宗教改革中有谁是不服教皇的天主教徒，那这人就是非亨利莫属。他仍想维持七种圣礼，他仍想维持我们所说的天主教会各种“传统特点”。但他希望教皇消失，因为他得出这种合乎圣经的结论 — 再说一次，他根据的是以色列王这观念 — 就是他不应该向有形教会中的任何人负责。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教会的牧师，或一种代理的教皇。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关系。他看自己是教会的元首，应该是教会的保护者，然后在这意义上，他任命一些人管理教会。但他是以这种奇怪，自以为是符合圣经的方式看自己， 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任命的人，确保在他的统治下，英国的教会有好的牧师，并在稳固的基础上运行。

亨利有这样一个古怪念头，就是事情本来就应当是这样，他编造了这阴谋论故事，认为教皇可以说是篡夺了英国王室的权柄。所以他认为，他是在回到从一开始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正道上。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变得放松了一点，但相对来说仍是生效，即使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指的是，现在的人仍认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教会的管理者。她仍然会在圣诞节那天算是讲一篇道，重新灌输这现实。主教由王室任命，就是这种事情。但对亨利来说，他几乎全心归信了这种观念，就是他是上帝指定的长官，上帝指定的国王，他应管理有形教会，他的观点应该是不容置疑。他应该是这样治理教会的人，就像大卫一样。事实上，在他被宣告成为教会首领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让人给自己画了一幅画，画中的他就像坐在宝座上的所罗门。你可能会说，他试图在做某样新事，他认为是恢复人们传统上的做法。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难道不是吗？在所有人当中，亨利八世最终被称为“信仰捍卫者”，在他统治早期，我们看到许多来自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这些思想渗透 —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 渗透进入英国，尤其是进入到大学系统。所以，人对此有一些抵触，因为这些思想当然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因此，在他这一方，亨利八世同意签署一份正统信仰声明，基本上是维护当时的天主教原则，这份很有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正统信仰声明，结果就是维护了天主教原则；他让一些神学家起草这份声明，但他把功劳归于自己……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授予他“信仰捍卫者”这荣誉称号，这本身很有意思，原因有二个。一个原因是，这仍是英国每一个掌管王权的人拥有的头衔，但还有，亨利八世过了不久，不管他捍卫什么样的信仰，但偏偏就不是捍卫天主教信仰。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威廉·丁道尔以异端之名被处死，因他在现在的比利时被捕，因着他的更正教信仰受审。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左右为难，因为他由于丁道尔要翻译圣经而剥夺了法律对他的保护，所以丁道尔不得不因此逃离英格兰，过着流亡生活……他在欧洲各地旅行，其实是试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逃避迫害。所以，他的大部分工作在当时是一种地下工作。但他被发现，被出卖，以异端之名受审。英格兰国王……虽然他不支持丁道尔翻译圣经的工作，但其实试图救他一命，其实是为了国家声誉 — 他不希望他的一个臣民被外国势力处死。但他这企图失败了。丁道尔在比利时被处死，在英格兰也没有得到平反。即使在他死后多年，人对他的名字一字不提，因为他在英格兰也是一个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人。

萨姆·帕斯考博士 Sam Pascoe

要明白亨利对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有怎样的“良心顾虑”，我们只需要做一点点背景调查。不了解更正教改革或任何英格兰历史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知道一些关于亨利八世的事情，他们可能确实知道一些他的事，因为他是那种名声比本人更响亮的人，不仅在他的身材，而且在他的影响方面也是如此……凯瑟琳比亨利年长一点，所以她马上嫁给了亨利，亨利成了亨利八世。他们很想生孩子。他们在一起，未能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当时的英格兰，人们认为女人不能统治国家。英格兰历史上曾有过一位女性君主，一个名叫玛蒂尔达的女人，那是在这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他们没有如愿。所以，亨利在等要生一个男性继承人。他需要一个儿子。凯瑟琳没有生儿子，她只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成为玛丽 — 著名的“血腥玛丽”，但那是另一个故事。因此亨利开始四处打听，要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他还爱上了另一位年轻女士，他需要一个借口摆脱这段婚姻。亨利稍微可算是一位圣经学者，一个业余圣经学者，但他在旧约圣经找到一节经文，说如果一个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他就要受诅咒，他们就会没有孩子。他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看那节经文，他去找教皇，他说，“看，我在这一点上受诅咒。我没有男性继承人，这是因为我违反了圣经这条非常清楚的命令，这命令说我不应娶我兄弟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命令说，如果兄弟死了，人必须娶他的……他为了方便忽略了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教皇通常会批准废止婚姻，这算是一种形式上的交易。问题是教皇被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侄子……国王查理囚禁了起来,真的可以说是这样。所以他不能颁发一条废止令。他甚至有一个时候建议一夫多妻。他只是说：“嘿，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但亨利说：“我不想在谁继承我的事情上有任何疑云。”所以，他的良心危机，他的顾虑，就是他可能出了一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是一种非法的婚姻，不仅在国家看来，而且在上帝看来是非法的婚姻。他觉得，除非他摆脱那段婚姻，否则他的良心就不会安宁。英格兰就不会有它需要的国王，他努力建造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这就是他的良心危机，它导致了他多次结婚，然后生了其他子嗣，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亨利八世的 “良心顾虑”，是我认为我们所有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有的事情。我们在圣经中寻找某处一些小小的条款，为我们知道是错误的行为辩护。但我们滥用圣经，批准一些我们知道本身是有罪的事情。所以，在这情形里，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他们的婚姻很不幸福。她未能生出一位男性后代， 因此，因他与她结婚，下一代的国王会从哪里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他不开心。他已经爱上了安妮·博林，想找一个办法摆脱现在的婚姻。所以，这“良心顾虑”其实是一种滑稽的做法，要在与她离婚这件事上让他的心愿不受缠绕。因此，归根到底，他挖掘圣经，在利未记18章找到一段经文，提到像“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样的事情。当然，当时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曾和他已经去世的兄弟短暂结婚。所以，他指出这一点，说：“这是我的良心顾虑。根据利未记这段经文，我很难坦然面对这一个事实，就是我这样一个真相信上帝话语和耶稣基督的人，和这曾经与我哥哥结婚的女人结婚，这怎能是按照我的信仰生活呢？”所以这就是他说的他的良心顾忌，但实际上，他是试图摆脱一段他根本不想存在的婚姻。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孩子王”爱德华六世，也被称为“约西亚王”，这是人经常用来比喻他的说法，至少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是这样的。爱德华帮助更正教的方式，如果你看过亨利八世，就是他就像我喜欢说的那样，他是一位没有教皇的真天主教徒。他把教皇扔掉，但他想保留很多传统的事情。他推翻了一些反对他的修道院，但很多天主教信仰的传统结构仍然存在。还有称为“信众堂”的事情，那是为一旦进入炼狱的人的灵魂祈祷的地方。很多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完整的修道院组织。爱德华登基，因着历史奇怪的转折安排，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更正教和福音教育，他全部导师都是更正教和福音派。所以，按我们所知，当他登基的时候， 即使那时他才九岁，他已经自我意识到自己非常致力于更正教。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爱德华作王的五年里，他打开闸门，排挤宫中的天主教领袖，给了像柯蓝麦这样的人更多权力，就把宗教改革推向高潮。所以，《公祷书》不是写了一次，而是出了第二版。所有那些古老的传统修道院遭到压制，人的钱被充公，他们会说人要重新干体力活儿。所有那些是欧洲大陆宗教改革 — 在德国或瑞士地区的宗教改革不可或缺的事情 — 现在在大约一代人之后，都在英格兰施行，因为爱德华说过：“我们必须去做这宗教改革的事情。”以至于历史学家会说，如果爱德华没有死 — 他很有可能是死于肺结核 —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看起来也会和其他改革宗地区的宗教改革很相似。它在英格兰戛然而止，因他的妹妹玛丽登基，当然，她恢复了天主教。但是，爱德华希望英格兰有一个改革宗和更正教的教会，他以极大的热情追求这件事，所以这五年时间是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鼎盛时期。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英王爱德华六世对英格兰更正教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太年轻，无法亲自执政。他继承王位时只有九岁，因此必须任命一个摄政委员会，教会事务交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柯蓝麦负责，他当时正朝着非常更正教的立场发展，所以或多或少他可以自由地对教会做他喜欢做的事。虽然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但实际上，当然是由大主教和他的朋友们把这些变化引入教会。现在我们知道，虽然爱德华很年轻，但他对这些事情是支持的。他希望情况能继续，如果他能活到成年，无疑会这样继续下去。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但当然，他才16岁时就去世了，然后由他的姐姐接任，她试图扭转以他名义所做的一切。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爱德华六世是男孩王。他们叫他约西亚。他是英格兰更正教的极大盼望……但在英格兰发生的事，就是君主总是控制，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宗教改革。因此有这样的张力，有一个小男孩 — 他登基时才九岁，长大了十几岁，然后不幸死于肺结核 — 但发生的事，就是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就是自己是更正教的，实际上有改革宗的一面。他倾向于改革宗。所以，正是在爱德华的领导下，牛津和剑桥出现了两个为改革宗发声的重要人物 — 彼得·马蒂尔和布瑟。而布瑟正是加尔文的导师，所以这让你感受到改革宗影响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看到一封加尔文写给国王爱德华的信，信中说：“宗教改革的工作做得好! 继续努力！”基本上是褒奖他正在做的工作。另一件事，就是爱德华与他姐姐玛丽的关系，玛丽要在他之后成为玛丽·都铎，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都自认是天主教徒。事实上，她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她在位期间折磨和处决了很多更正教徒。爱德华自己很清楚她一直以来的天主教立场，不断地给她写信，你可以说，是强调她要站到他这边来，相信更正教信仰。所以，他在这件事上不只是简单强制执行一些事情，而是向他的家人做推荐，说：“在这件事上，你要站到我这边来。”就是这样，我们不习惯9到14岁的孩子如此早熟，如此直率表达自己的信仰，至少在现代社会不会是这样，但爱德华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立场，就是他是更正教，他也是一个改革宗的人。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公祷书》是向坐在教堂长椅上的人传递更正教改革教义的方法。在1549年，第一本祈祷书发行之前，礼拜都是用拉丁文进行，甚至在与罗马决裂数年之后还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这已经是一个更正教教会了，但宗教改革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它被翻译成了英文，让人可以理解。但当然，它的表述方式，祈祷的方式，也教导了教义，特别是因信称义的教义，通过不同的崇拜仪式中非常清楚表明出来，等等。这是一种灌输圣经知识的方式，因为《公祷书》所做的，就是把圣经变成祷告。这是它独特的本领，独特的能力。当然，人通过祷告这些话，通过学习这样的祷告方式，实际上是在学习使用圣经，把圣经作为亲近上帝的方式。于是，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知道祷告和敬拜的要素是什么，我们对上帝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谁，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我们在敬拜、生活、属灵悟性方面如何接近上帝。所以，你知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祷书》逐渐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人脑海中，让这国家也团结起来，因为人人都在同一时间祈祷同样的事情。因此，出现了一种划一 — 实际上，当时人是这么称呼这一点的 — 全国范围的划一，人人都在同一阵线，它真正生出了一家不只是更正教，还是一家统一的更正教教会。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我认为，人经常误解了《公祷书》，因为不了解它的背景。人常常说，《公祷书》是一种介于更正教和天主教类型之间的礼仪。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它的第一版问世时，实际上天主教因此发生了骚乱，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公祷书》简化到了两种圣礼。它把各种人认为是传统礼仪的东西都扔掉了。而且它很明显是更正教性质的。要明白《公祷书》，你就必须意识到，如果你生活在1500年代，如果你要找一个最不可能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英格兰至少会排在第一或第二位。西班牙可能会争夺第一名的位置。英格兰非常非常团结在它的天主教身份，它相信天主教的王室，以及像托马斯·莫尔等人那样非常强势的神职人员周围。因此柯蓝麦做的，就是他在爱德华统治时期，国王放手让他开始宗教改革，他意识到，大体上民众并不想要宗教改革，于是他想出了这一个独特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用圣经的经文来祷告，如果我们让他们用更正教的方式来敬拜，取消那些在天主教高派仪式中人如此熟悉的事情，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实际上就会看到上帝的话语对他们产生影响，是用其他办法无法看到的。所以，他不一定要一种通过立法进行的宗教改革 — “恭喜大家，我们现在都是更正教了。” — 而是他要他们在立法真正开始生效之前，体会并看到更正教的信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柯蓝麦会发行两版的《公祷书》。第一版是第一步；再说一次，七样圣礼减少到两样，很多非常更正教的内容被加了进来。然后，就在几年之后，你看到下一个版本，它现在是非常自觉迈出那一步，到现在，连圣餐仪式都不再是弥撒。不再有按身体理解的吃。《公祷书》很重要的那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凭信心，怀着感恩的心，在心里以他为粮吃了。”这其实是更正教的标志性说法，讲到在主的晚餐中在灵性方面以基督为粮吃了。所以，《公祷书》成了那面酵，让英格兰慢慢朝着更正教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以立法、认信驱动，“这是新的信仰，马上实施。”而是非常、非常缓慢地融入英国人民的意识当中。

萨姆·帕斯考博士 Sam Pascoe

《公祷书》在16世纪问世的时候，这是一场革命，而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人民的礼仪 — 《公祷书》 — 可以让人民使用，这种念头在英国的历史上， 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都是从未尝试过的。这通常是神职人员的特权。礼仪通常是用拉丁文，一种人不懂的语言进行。那是神职人员做的事情。通常连神职人员都不明白。他们背得滚瓜烂熟，滔滔不绝把话说出来。而这想法就是，人实际上可以手握这种新技术，实际上拥有一本书。我们必须记住，这本身是多么具有革命性……打开它，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 — 那些识字的人可以读，那些不识字的人，可以用它当作学习阅读的方法，阅读这些人公共祈祷的祷告文。而它是要成为所有人的礼仪，让所有人都能参与。所以，它使人的礼仪规范化。它给了人一条正轨，在上面运行。它给了他们一些河流上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它使人能进入到对上帝的敬拜当中。

萨姆·帕斯考博士 Sam Pascoe

在16世纪伟大改教家的名人榜中，我们会想到慈运理，会想到加尔文，会想到路德。一个经常被遗忘和忽视的人，就是托马斯·柯蓝麦。托马斯·柯蓝麦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此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原因，标志着欧洲知识史和精神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意思就是，当亨利八世要为他想做的事，就是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找理由的时候，过去君主和人民都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 “你如何解释经文？”“你如何解释教规？” — 他们就会去找建制性训导。他们会逐级上报：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教皇。亨利做了某样不寻常的事。他去了大学，从大学抢来学者 — 托马斯·柯蓝麦就是其中一员 — 他说：“你们帮我解释一下。我不打算逐级去问建制性训导，我要去大学那里问。”现在，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如果我们要答案，我们就去学术机构。嗯，当时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托马斯·柯蓝麦就是这样的人。他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以这身份做了三件事，真可谓是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并以此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因为当英国统治五湖四海的时候，英国教会就遍布世界各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中非常流畅表达了会众的祈祷和会众的礼仪。我认为柯蓝麦很有可能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他使用的词句在英语中仍能引人共鸣，你知道，比如婚礼上的一些说法。很多从来不会使用《公祷书》的机会，却在婚仪和葬礼上使用《公祷书》中的词句，圣餐仪式用的词句。这些都是托马斯·柯蓝麦写的。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他“退缩了”。他在需要站稳了的时候退缩了。人认为：“这家伙来来回回。他摇摆不定。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这让人停下来思想，让人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超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家伙。他有一些天赋，但害怕了。他受威胁，就害怕了。他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到最后，他作人刚强坚持到底。到最后，尘埃落定，他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他们把他带到那地方，要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预料他要改变信仰。他们期待他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去死，我相信教皇至高无上，”等等。他却说，对围观的群众说：“这是我曾签署声明改变信仰的手，先烧这只手吧。”他把手伸进火里，直到手被烧成像树桩一样。人看到了，他们说：“这才是他真正相信的。”到最后，他刚强，完成人生。这场景和他的这番话成了全英格兰愿意为自己信仰挺身而出的更正教徒的战斗集结号。所以，他确实改变了英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在玛丽女王时候流亡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爱德华六世统治后，他死的时候，他的姐姐，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继承王位，她有一个著名绰号，叫“血腥玛丽”。她是亨利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她是亨利推行他的改革，追求安妮·博林的时候冷落的那家人的化身。你可以说，玛丽登基的时候对此是很不高兴的。她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她把她的母亲看作是为信仰殉道，她看她弟弟在位时推行宗教改革的举措是真正背叛了信仰传承。所以她登基的时候，她对那些曾带头进行宗教改革的人，像柯蓝麦这样的人进行了或多或少有体系的迫害。她所做的，就是特别针对主教和领袖。他们不容逃跑。他们被捕，下到监牢，其中许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事实上，多达300人失去了生命。那些流亡的人，就是平信徒或仅仅是当牧师的人，当局给他们机会逃到欧洲大陆，这就是他们被称为“流亡者”的原因。他们名副其实流亡了。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他们的教会和所有这些事情，逃亡在外。他们落脚的地方往往是在改革宗的地方，像日内瓦、法兰克福和其他的地方，可以说得上是改革宗运动的标志、核心地区和核心城市。大体上，他们不得去路德宗的地方，因为情况就是，玛丽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儿子，他掌管着路德宗的地方。有很多政治斗争。但流亡的人失去了一切。他们是被赶出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了家人，家人被烧死，他们肯定也失去了他们的主教和牧师，他们也被火烧死了。所以，他们去到欧洲大陆， 他们不得不被人当作外国人和陌生人，住在他们语言不通的城市里，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他们作为流亡的人，在那里生活了四五年，直到伊丽莎白把他们带回来为止。

萨姆·帕斯考博士 Sam Pascoe

玛丽在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爱德华六世驾崩，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后，大概有三四百人被杀死，我知道这些名字很容易让人犯糊涂，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爱德华六世是一个更正教徒 — 玛丽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曾被亨利宣布为私生女，以便促成他的婚姻，他的第二次、第三次婚姻。她很不高兴。她非常生气。她曾经受到非常非常糟糕的待遇，她登上王位的时候很生气，充满报复心，她爱上了菲利普，这人是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自己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她试图通过国家力量，必要时用处决的办法恢复罗马天主教信仰，把它重新强加给已经转向更正教的英格兰。很多基督徒留了下来，其中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很多其他基督徒去了就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他们去那里，首先是为了摆脱玛丽，但他们去那里，也是为了学习作一个更正教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因为更正教信仰在日内瓦和德国这样的地方更进一步。大量这些来自英格兰的流亡人士在这些地方登陆，向欧洲大陆的改教家学习：“嗯，这就是你们对圣经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按立侍奉的理解。”“我们就是这样理解圣礼的。”在玛丽统治的五年里，他们一直在那里，只是听从教导，了解作更正教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玛丽去世后，伊丽莎白继承王位，欢迎他们回到英格兰，他们随身带回了对什么是更正教基督徒的新认识。他们在欧洲大陆，向欧洲大陆改教家学习，受益匪浅。他们有了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一种看待如何做教会的全新方法，他们把这带了回来，开始慢慢在英格兰实施。英格兰教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玛丽年代流亡的人，当中有一个叫福克斯的人，他写了一本后来被称为《福克斯殉道录》的人，记录了许多在玛丽统治下的人是怎样死的，这本书是更正教改革最重要的一本书，多年以来引导着基督徒。因他幸存了下来，所以他能讲述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的故事。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伊丽莎白一世是更正教徒。我想外面有时潜伏着一个很大误区，就是有人以为她不是。但正如一位学者说的，她是宗教改革有形有体的化身。她是安妮·博林的女儿，是亨利离开教皇专政，宣布自己是教会首领时要成就事业的象征。她是他第三个登上王位的儿女，所以在这意义上她是最后一个，但她非常自觉认识到自己是更正教徒。例如，她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资助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和法国加尔文主义者与其他国家的天主教政权战斗。不过伊丽莎白执政，和很多君主一样做的事，就是她愿意让更正教的领袖自由管理教会，但她不愿让他们告诉她该做什么。这是一种很君主的做法 — 他们不愿被人指手画脚。所以，她会做出一些小小动作，摆出小小姿态，让他们知道，她听到了他们的建议，而她并不总是同意他们的意见。

所以，以耶稣钉十字架受难像为例。她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受难像，她把它存放在她的个人礼拜堂里，她去那里祷告，听讲道。现在，她并没有规定每一家教堂都必须要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受难像，但她喜欢这像。她只是觉得它很漂亮，所以她保留了它。她这样做，让一些更正教人士抓狂……伊丽莎白还命令所有牧师都必须穿圣衣，这看起来有点像从前的天主教神甫法衣。她说，这样穿不是迷信，而是她希望她的牧师，他的神职人员看起来的团结一致。她希望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体。这让一些人很是不爽。因此她用这种办法表明自己不允许人对她指手画脚，左右她，她保留下一些东西，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人都喜欢，但它们几乎成了清教徒最终发出挑战，要反对事情的象征，他们反对的是：“我们已经改革了教会，你为什么还保留着看起来是传统的东西？难道我们不也应该把它们扔掉吗？”而伊丽莎白总是这样回答：“我不开窗去看人的灵魂，所以我不能说有一个耶稣钉十字架受难像或穿圣衣，这就是信仰的试金石。”……当然，这就兴起了最早的清教徒，那些人最终会说，在这样的事情上，国王需要受到约束，或在这样的事情上，女王需要受到约束。但是在伊丽莎白的时候，她在让英国回归更正教的羊圈，这已经让他们很高兴了。在他们看来，在玛丽之后，这简直是一个神迹。但特别到了最后，他们对她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她是采取拖延战术，不太愿意走完全程，同意他们所有的要求。所以，伊丽莎白在很多方面，为几十年之后围绕敬拜和圣衣的清教徒和圣公会之争铺设好了舞台。但在她的政权下，人大体上是相当高兴。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在英国教会最终决定信奉更正教这件事上，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其实是设计师。当然，在她之前，事情已经起伏跌宕发展。从她父亲开始，她的父亲有点朝那边发展，然后她的哥哥爱德华六世更倾向更正教，她的姐姐回到天主教的方向，而伊丽莎白想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但绝对是更倾向于更正教的平衡。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天主教会不承认她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因此，如果她接受天主教，她很有可能就会被当作是不合法的统治者，不得不退位。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她确立了敬拜的模式；她确立了教义；她确立了教会治理体系，今天仍在英国教会发挥效力。它略有修改，但你知道的，它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她还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更正教事业，因为一旦她做出这决定，建立起这体系，她就在她统治的44年全程维护。后来有人试图更进一步，更加更正教的时候，她就抵制，因她说：“我已做出了决定，这就是我的立场，”等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不仅支持教会反对罗马天主教，还反对一种更激进形式的更正教运动，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清教运动”。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她也是以一种方式，通过抵制了那种变化，至今在英国更正教运动之内依然存在的分裂，缔造了清教运动，在国教，从国教和不从国教之间的这种分裂其实可以追溯到她身上，而不从国教就是不同形式的清教徒运动。

肯尼斯·博顿博士 Kenneth V. Botton

在宗教改革期间，罗马和改教家之间的敌意达到了相当壮观的地步。随着宗教改革发展，改教家开始看到许多事情，就是他们认为人高度依赖除上帝他自己以外的事情……至少在他们看来，那遮盖对上帝单纯敬拜的，是多层次的事情，几乎就像爬墙虎一样扼杀了一栋建筑物，所有那些事情取代了上帝。现在有一群群的圣徒，有彩色玻璃窗和雕像，有许多遗物，是特别冒犯改教家的……这在一种意义上，是在感官上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非常非常远离了改教家现在追求的单纯信仰。他们看到的，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一种程度的神秘主义、魔法、迷信 — 至少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他们想做的，是帮助人回归一些最初的观念，什么是单纯敬拜上帝的观念，当时没有微妙的差别，那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 你要么是支持我们，要么是反对我们。在此期间，无价的艺术品遭受损失，这是一种可耻的事情。但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雕像，人向雕像祈祷，他们觉得那是偶像崇拜。人注目彩色玻璃窗。他们在看遗物 — 有多少施洗约翰的手，彼得的关节，还有遗骨，十字架的碎片，这些碎片足以耗尽整个森林 — 这些都是人听到的抱怨。所以，破坏圣像，只要拆毁一些东西，这是一种方式，也许这是一种不幸的方式，但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说明“我们想回归单纯敬拜上帝”。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改革宗的人特别以他们破坏圣像闻名。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艺术家气质，后来让我们生气，他们打碎了那么多的雕像、艺术品和彩色玻璃，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至少还可以以某些形式保存在博物馆里。但他们变得破坏圣像，这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最重要的，核心是他们看到禁止雕刻形像的诫命时，他们认为那不简单是禁止在敬拜中使用表明任何事情的艺术品和代表，而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也是错的，为神学的原因制作艺术品，或用艺术描绘，特别是描绘基督，他们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亵渎上帝的。现在，为什么？“为什么？”这一直是个问题。你看到路德也持同样立场。他认为人对着祈祷的雕像和事物，它们是扶持从前天主教信仰的拐杖。但路德的想法是，至少从教牧方面，我们应该讲道，说服人抛弃这些东西，它们本身是相对无害 — 它们不会对人造成任何伤害，它们只是小小的雕像 — 但如果你讲道传讲福音，最终他们的心就会调转，从这些东西转向基督。改革宗的观点有点像是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在玩火柴，玩非常锋利的刀子……你不会让他们玩这些东西，不会认定这些事情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你会从他们手中抢走这些事情，即使他们哭泣哀号也要这样做，而不是让他们伤害自己。所以，改革宗信仰有时变得破坏圣像，这是因为它意识到人并不只是简单习惯了这些东西，还是以一种偶像崇拜的方式使用这些事情，这多少会让他们养成这种永久观念，就是他们可以向圣徒祷告，这就让他们锁死在从前天主教的认识当中。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把危险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拿走，然后向他们宣讲，为什么要拿走这些东西。自从这以来，他们一致被当作是在敬拜中什么都不想要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敬拜，或者想让敬拜变得沉闷或过于平淡，而是因为他们不想人制造偶像，就像加尔文所说那样，我们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要把一切事情变成偶像。所以，把这些东西拿走，因为它们很危险，之后再给他们真正的信仰。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

艺术在教会敬拜中的角色，这是你在整个教会历史上看到的一个常常提出的问题。今天，实际上，在最近一份大型新闻刊物的一篇文章当中，作者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看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教会正在远离任何用艺术表现信仰的做法。所以，华丽的地板盖上了地毯。他谈到一些洗礼池现在里面有泡沫，你知道的，这种想法，就是基督教必须是平淡无奇才能是真实……这位作者试图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值得我们基督徒今天思考，就是并不一定要把艺术从敬拜中拿走。我们不敬拜艺术本身，但艺术可以帮助促进敬拜。他说，艺术应该是既能让人赏心悦目，又激起我们心灵对基督的向往。我认为，如果你看当今世上一些主要的大教堂，如果你走过，例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等，你会看到这些庞大、美丽的建筑物，它们非常华丽，但却是这样建成，让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宏伟，他的伟大，我们在上帝的伟大面前是多么渺小……我在巴黎住了一年，我们上巴黎的美国教会。如果你早上坐在圣所听讲道，阳光透过这些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可以说光线沿着圣所的大厅通往讲台，光线里投射出圣经人物，主要的圣经人物。你也看到教会历史上的人物。它的作用是提醒人，上帝通过他的子民的工作，向人类信实，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是因为上帝伟大。我认为艺术在很多方面都是机会，让我们表达福音之美。福音是美好的，我认为美好的艺术可以很好呈现福音之美。这里重要的区别是，我们并不是崇拜艺术，我们并不是在一件美丽的艺术品面前鞠躬崇拜，但它是一种管道，是一个门户，带领人进入对上帝的正确敬拜，对上帝活泼的敬拜，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他在他的福音中，通过他的福音所做的美事，然后我们可以回应。而艺术有助促进这一点。

雅各·哈特博士 James R. Hart

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位神学家，就是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他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在过去500年左右的神学论述中，美被边缘化了，因此，在美被边缘化的时候，善和真就遭破坏，因为所有这三样超越之事实际上是相互牵连的。所以巴尔塔萨的感受就是，美被边缘化，可能最直观发生在敬拜中 — 但实际上在所有神学论述中都是如此 — 美被边缘化，这导致善不再有吸引力，真不再重要。巴尔塔萨在他神学中的想法，就是重新接触美，接触美学神学，如果我们把美从它所经历的边缘化中带回来，再一次 — 确实把它作为一种超越之事来接受 — 善就会再次有吸引力，真就会再次变得重要。所以，这让我们从美学角度思考，美学如何冲击神学论述，如何影响崇拜和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相信，美起着一个重要作用。就像巴尔塔萨说的，美其实是经历善和真。他从形式和辉煌的角度，对什么是美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就是形式和辉煌的结合，这让我想起了罗伯特·韦伯一句说得很好的话，他说美是“洞察的眼光”，我很喜欢这句话。这观念就是，我们所看的，我们所经历，然后会指引我们的洞察力，或实际上与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神学洞察力，我们对上帝的洞察力，我们对上帝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变得更塑成基督样式的感受展开互动。所以，它有这个观念。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美也在敬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我们在敬拜艺术上，讲道，礼仪，读经，解经，我们的建筑方面，都需要从客观美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在建筑方面不考虑敬拜，那是人走进教会时候的第一体验。如果他们一开始没有被教会的美学感动，那么我们也许就失去了机会，可以对他们的生命真正产生美学方面的冲击。但再说一次，美学并不是让他们归向基督的原因。它和真与善共同发挥作用，其实这三样都是主用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让我们有基督样式的方法。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世界对吧？它是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集市，它有这种神秘感。伊丽莎白统治的时候，是英国民族和英语真正崭露头角的时候。你可以说，每一个学英语的男女小学生都要接受这种文学标准的评判，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对英国文化真正推崇的看法。英语世界并不是最后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但尽管如此，这也是英国从一个更偏僻后方到现在成为世界强国真正迈出的重要第一进步。英国文化，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化，它积极的方面，是它对文学的热爱，对书面形式美的热爱，对努力包容内部不同的慷慨更正教运动的热爱。但问题是，它的时间局限性很强。如果我们回到伊丽莎白的年代，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坦诚来说是令人窒息的。它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你仍然看到有极多的主仆、农民和上层社会这类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忽略了的事情，是有时间局限性的，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对过去的玫瑰色看法，伊丽莎白时代就是其中一段这种贴上“美好时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指出，这是在阿斯匹林出现之前，有药物，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事情之前的年代。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走到一家当地药店，可以买到的药品，很有可能要比整个英格兰在伊丽莎白文化的年代拥有的药品还要多。这是个人用药，更不用说其他一些技术和医学方面的进步了。伊丽莎白时期文化的问题还有，你可以为它骄傲，你可以珍惜它，但你要模仿它的这种想法，有时候基本上只是模仿西方历史某一时期的特权，而我们在21世纪知道，全球的世界已经教导我们很多事情，讲的是信仰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而不仅仅是在那文化中蓬勃发展。所以，我对它的尊重一直是有分寸的，我爱它，但这种爱也是有瑕疵的，我也不把它当成唯一的文化标准，规范我们如何生活，部分原因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都有iPhone、iPad和电脑，所有这些让我们的世界变得非常不同的事情，更不用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了。所以，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年代，是的，但并不是一个真正要效仿的年代，甚至不是一个必然要效仿的年代，而是一个更值得欣赏的年代。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加尔文和诺克斯的不同，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不同，因为他们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多差别，尽管你很可能在那方面看到一些他们不完全一样的差别。但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宗信仰是非常广泛的 — 他们会容许人有不同意见。区别更多是文化方面的。所以，加尔文在某些方面遭到日内瓦一些人恶意对待和憎恨，但总体上，至少在他流亡归来之后，加尔文从一开始就对那里的宗教改革发挥很大影响力。当然，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在教会生活、教义和类似的事情上是无可置疑的权威。诺克斯几乎一生都不相信，他的祖国苏格兰，以及最终或多或少接纳他的英格兰这国家，会有一天接受像他在日内瓦等地看到的那种宗教改革。苏格兰是彻底天主教的国家，而且是由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管理，而在英格兰，他是爱德华领导下的圣公会改革的一部分。其实很多人都忘记了，诺克斯当了五年的圣公会牧师。他离开苏格兰，就在英格兰北部内陆边境的地方担任牧师。

但他流亡国外的时候，他认定问题在于他们改革得还不够彻底，于是他开始呼吁，其实是大声呼吁，要求更快改变。一开始人抗拒他，因为比如质疑《公祷书》，这似乎有一点不合宜，因为柯蓝麦重新被投入监狱，准备被处决的，正是因着《公祷书》的缘故。所以，他们让他在这件事上慢一点。但是诺克斯回到苏格兰的时候，另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说他是逆流而上，他意识到那里的宗教改革必须更全速前进，必须更强大。他必须像紧紧抓住公牛的角一样牵引他们，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改革就不会发生。所以，诺克斯的语气自始至终几乎总是更激进，更冲动，更好斗，因为他当时的处境是被边缘化，落在大部分文化的外围，直到他生命后期，这情况才有所改变。你可以说，加尔文说话，很像一个在日内瓦掌舵的人，虽然他受到挑战，但绝不像诺克斯那样。因此，诺克斯并没有太多改变改革宗神学，而是我们可以说，他用一种更有力、更激进的语气为改革宗神学发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英伦三岛当时的处境。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约翰·诺克斯要比约翰·加尔文更近距离与天主教争战。加尔文被迫离开法国，逃避迫害，但他自己从未真正受到迫害。另一方面，约翰·诺克斯却受到迫害。我的意思是，他曾被捕，判刑，在法国海军的大帆船上当划船的奴隶，所以，他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所以，他自己的经历让他更坚强，你也可以说，更严厉。当然，他曾去过英格兰，并在那里发挥强大影响力，但是玛丽女王登基，他就被迫离开。所以，他既是流亡者，也是政治犯，所以他整个人的履历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出于这原因，我们应该说，他推翻天主教统治者的愿望是更激进。加尔文试图说服他们。他试图说服法国国王接受他的神学立场。诺克斯倾向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推翻这些人，才能真正如愿以偿。所以他更倾向朝这方向发展。他与加尔文发生了那著名的争吵，因为他对英格兰玛丽女王的态度，当时他写了一篇反对玛丽女王的小册子，标题是《反对妇女当政的第一声号角》。当然，你不必读这篇小册子，你就可以从标题看出它的内容。而加尔文因此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而加尔文最后证明是对的，因为玛丽死后，约翰·诺克斯想回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不让他回国。他想知道为什么，写信给她，问他是否可以回去，她说：“你还记得你写的那篇反对‘妇女可怕当政’的小册子吗？”诺克斯显然是这样回答的：“啊，陛下，您是一个如此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您是个女人。”其实这样说是不合宜的。但这也让人看出他不够细心，我们应该说，他没有外交能力。我认为伊丽莎白值得称道的是，她决心与诺克斯为敌，不要超过非要不可的地步。她给了他一支军队，让他去苏格兰，在那里推行宗教改革。但诺克斯的做法总是比加尔文更好战。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在神学方面，他们几乎是一致的。

威廉·菲利普博士 William Philip

肯定的是，约翰·加尔文似乎更有外交艺术，不太愿意挑起政治上的怒气等等。其中一些这样的事情是否更多是由于个性，而非关乎神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难道不是吗？路德是一个比加尔文更火爆的人。我认为约翰·诺克斯在这意义上可能更像路德，而不是加尔文……事实就是，你讲到教会的标志时，约翰·诺克斯在他的苏格兰教会纪律惩治册子中，除了把讲道和正确施行圣礼之外，还把纪律惩治、教会纪律惩治当作教会的标志之一。你可以论证说，那是不是比约翰·加尔文更极端？我想很难在神学上大做文章。我不想在神学方面在他们之间制造分裂，但在把福音和圣经真理应用到他生活的环境，他服侍的现实世界方面，这显然是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所以，你必须把福音应用到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不一定是和别人的生活处境一样。有时，按上帝的护理，所需要的是一个有非凡力量的人，有独到眼光，有决心推动一些事情发展，不顾强烈反对的人，而我认为约翰·诺克斯就是这种人。

威廉·菲利普博士 William Philip

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人对这问题，对欧洲不同地方宗教改革是如何发生，如何发展都有不同看法，这方面的遗产至今仍能看到。在英格兰，由于亨利八世的特殊情况，他众所周知的婚姻问题，教会和国家牵手，关系肯定比甚至在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情况密切得多。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一点，看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立教会接续到今天的历史 — 尽管“国立”含义略有不同— 他们会说：“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教会和国家这种不幸的联姻。”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我认为，在当代整个时候，教会或国家的总体道德和世界观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肯定在我们这年代是这样，但两者已经发生了巨大分歧，这就是当今英国国立教会出现如此骚动的原因，因为教会和政治等等事情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人看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不幸的情况。不过，你也要认识到，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事情，而且已经使用了一切，有很多对福音有益的事，是从与国家更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教会里出来的。如果上帝能使用波斯王居鲁士，以他作为自己的仆人，推进上帝的国度，他就不会受亨利八世牵制。回顾历史，你同样可以说亨利八世是上帝的仆人，带来了宗教改革，虽然带来的方式很不一样。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这在今天很重要吗？我认为答案就是，上帝正在通过那些仍是那些定局一部分的教会做工，但这给那些要效忠福音的人带来很大的难题。另一方面，那些已经摆脱了这些具体约束和问题的人，也面临着大量其他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认为，当世俗国家说，如果你要成为教会，你就要不承认福音，不承认基督独一无二的地位，只是大体上含含糊糊有信仰，支持现有体制的时候，教会就不能与一个世俗国家结盟。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形里，你会发现有极大的难处、纷争、或许还有逼迫，我想最终会分道扬镳。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几百年前其他地方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在今天无可避免发生在那些与国家关系非常紧密的教会里面，因为过去可能的事情，现在却完全不可能了。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形里，都有基督徒、福音派信徒、相信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身处在我们认为是不理想的教会情形里，就定他们的罪。让我告诉你，在这种情形里的人很有可能知道，其实情况甚至比你能想得到的更加不理想。但是，按上帝的护理，他的子民身处此刻的光景，虽然你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做这些事，但有时候你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所以，教会和国家的目的、目标和世界观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时候，它们其实不能和谐共存。它们越是不同，就越难相处。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根据差不多500年前英国宗教改革发生的事，人很难说教会和国家应该如何相处。它们当时的情形是，教会和国家如此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要把它们分开，就必然要摧毁国家。所以在它们如何运作这方面，人必须找到某种解决方法。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在英格兰，教会和国家是有分别的。它们并不像今天这样分开，但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君主，王国，在两种情况下都发挥不同的功能。如果你想这样说的话，君主是两者之间的纽带，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如此。而教会保留了自己的自主权，保留了自己确立教义的权利，甚至有自己的税收制度。当时神职人员的税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教训就是教会应尽可能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同时，它也不能脱离社会。它不能仿佛以为社会其他部分不存在而运作。并且它正在找办法，在不同的年代把这表现出来。英国的宗教改革在当时可以身处的情形里尽力而为。人现在无法复制，但我认为这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明白我们必须要走怎样的路，我们需要有独立而不完全分离的发展轨迹。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

我们可以猜一下，清教徒为何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这词的词根是“清，纯洁”。从伊丽莎白一世的那时候开始，英格兰教会内部就有了一群人，他们并不同意教会的 “中间路线”或中间之道。他们希望英格兰教会有更多的纯洁，或更多的改革，所以他们被冠以清教徒的名称。他们希望人来领受圣礼的时候更纯洁。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公祷书》的某些规定是他们特别不喜欢的。尤其是跪着领圣礼，这表明了人多少有迷信或羡慕的心，类似从前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希望这些情况可以得到净化。他们还希望教会的纪律惩治更纯洁。达至教会纯洁的一种方法，就是确保所有是教会一份子的人都是真基督徒，真正归正的人，而那些偏行己路的人，则要通过教会纪律惩治挽回，重建信心。英格兰教会对教会纪律惩治不大感兴趣，所以清教徒支持通过教会纪律惩治确保教会纯洁。但在传讲上帝话语这方面，他们也为教会的纯洁发声。他们会在所谓的“分别场所”里聚会，他们在那里一同思想讲道的经文，相互鼓励，有一个人讲道，另一个人对讲道进行批评。而这也是一种强化他们讲道恩赐的方法，同时也确保人能纯正传讲上帝的话语。因此，在每一个方面，清教徒都力图净化英国教会。不过，随着英王詹姆士一世掌权，以及1604年汉普顿御前会议召开，很明显净化教会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在1604年，清教徒将目光转向内部，开始渴望净化自己、他们的家庭和婚姻。他们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精准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净化自己的生命，过精准的生活。在未能净化教会之后，他们力图净化自己，也许这就是清教徒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最宝贵遗产。

肯尼斯·博顿博士 Kenneth V. Botton

很多人把英国宗教改革完全归因于亨利八世和他的婚姻麻烦，那是一种摆在眼前的问题，但事实就是，这也是他不希望人选择是向英国这国家还是向教皇效忠的问题，有人会说这给了他一条轻松的出路。但英国有不少神学家，他们看到这新的英国圣公会 — 在某些情形里，他们仍认为自己是那一家大公教会，与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会作对 — 现在人看到有一家教会，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就像是天主教会一样，只是少了一些门口的圣徒和一些其他东西……清教徒是英国圣公会内部的一个群体，他们决定要净化教会。他们想根除他们认为是天主教会持续存在的一些弊端，简单来说，他们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想净化教会。这是一场发自圣公会内部的净化教会运动。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清教运动在英国兴起，这是出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特殊性。你知道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每一家教会都必须处理它生活的三个不同方面。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教义；它必须有一种敬拜模式，等等，这再次让人团结起来；它必须有一种纪律惩治，确保定下的原则在实践中得到实际贯彻执行。此时英格兰确立了有一种大家都理应认同的教义，有一个公共敬拜体系，也是强加在每个人身上。问题在于教会纪律惩治 — 如何训练神职人员，如何确保他们做他们理应做的事，确保宗教改革的信息能传递到普通人身上，实际改变人的生活。这就是清教运动的意图所在。它其实不是一场教义的运动，而是教会纪律劝诫的运动。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 — 能走出去向人教导圣经的传道人和教师。他们想把圣经送到普通人手中。当然，他们要教育，因为如果人不会读书，那么有圣经也没有用。就是这些事情。他们要确保用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治理教会，人不会从教会的收入中抽一笔谋私利，等等。所以，以这种方式对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让平信徒真正更多参与到任命牧师，对他们进行教会纪律劝诫的工作当中，确保在整个教会当中，有你可以说的质量控制，传递共同的异象，共同的信息。他们要确保终止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做法。例如，人在主日，在教堂外的市场广场上举办集市等等的活动，做这种的事情来干扰敬拜，他们希望终止这种做法，让人能专心敬拜上帝，专注在教会，通过教会学习。所以，这其实是一场运动，目的是提高教会内敬拜和教义的标准， 教导人成为负责任的教会成员，可以说是向普通人传福音。这一直是他们的重点。他们说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想派牧师去到他们所说的“黑暗的地极”，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一些地方，是信息其实还没有传到那里的，他们决心在教会的框架之内，让人人参与，彻底改革整个国家。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

查理一世听从他任命的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建议行事，认为英格兰国内并没有足够严格遵守现有的《公祷书》。在查理的父亲 — 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和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 — 统治下，清教徒的牧师只要使用《公祷书》，在大体上遵守，他们就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就有自由进行他们的清教徒事工。但查理继承他的父亲登基后，及时任命了一位新的大主教威廉·劳德，走向了一个可以用一个词形容的方向，这词就是“彻底”。要“彻底”遵守《公祷书》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精确遵行对敬拜的规定。这意味着严格遵守圣公会牧师的着装规定。查理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倾向，支持我们所说的礼仪主义，但威廉·劳德却加速了这倾向，他反清教徒、反加尔文主义，也是我们所说的“仪式主义”更正教徒。他是一个更正教徒，但却是个非常严格的礼仪主义者。所以对英国清教徒来说，查理的统治成了压迫的时期。不仅有这种严格要求，要人更完全遵从，而且对神学方面相信阿民念主义的人又表现出宽容，这在前任大主教，或查理的父亲詹姆斯手下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在礼仪和神学层面都有理由感到不安。但查理和威廉·劳德的这些努力也扩展到了苏格兰。查理是这两个国家的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和教会名义上的首脑，他显然有自己的主张，他对两国的教会都有优先权。但严格来说，威廉·劳德在英格兰之外没有任何管辖权，他在1637年为苏格兰写了一本祈祷书，一本礼拜书，这显然是干涉的举动，如果采纳，就会实际取代自约翰·诺克斯那时以来一直存在的《公用礼仪书》。所以，1637年，查理把这本书强加给教会的时候，苏格兰爆发了强烈争议。我们可以说有大量抵制，最终因有反对，引入这本祈祷书的这件事不得不搁置下来。但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受到英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坚定不移努力带来的压力，他们要引入一种对礼仪标准的严格遵从，超越以往存在的任何程度。查理这样做，就激起反对，最终使他的统治走向终结。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从某种意义上，威斯敏斯特大会实现了清教徒理想、清教徒梦想。它试图规范教会生活，把英格兰、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教会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改革宗基督教信仰。威斯敏斯特大会尝试做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教义框架，这框架当然就是威斯敏斯特信公认信条，一种现在还存在的敬拜模式，一种我们熟知的，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包含的基督教教导模式，基本上是试图确保这在全教会得到推广。难处在于主持威斯敏斯特大会的，基本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长老会人士”，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教会，牧师要彼此负责，负责任有共同的权柄，可以执行教会纪律劝诫。问题是，支持清教徒事业的军队是由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派”领导。他们认为每一家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他们要有什么样的教会纪律劝诫，在什么样的教会生活。军队当然是唯一能真正强加大会决议的人。因此到最后，清教运动内部出现分裂 — 威斯敏斯特大会提倡更集中、更有组织，或所说的“长老会”制度，而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的军队在方向上则更松散、更宽容，你可以这样说 — 克伦威尔准备容忍贵格会的人和所有类似的人，而威斯敏斯特大会并不打算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分裂，最终，整件事分崩离析。但最后，独立派的实验，克伦威尔的实验，因无法实施而终止，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决定，当然却非常有不折不挠的活力。你可以说，这些决定构成了17世纪后期激进、合理激进的清教运动的基础，实际上成为今天长老会传统的基础。当然在苏格兰，它的决定成为国教的决定。所以，它在这方面产生了非常持久的影响。

莱瑞·蹉特博士 Larry Trotter

威斯敏斯特大会在1640年代，历经数年开了一系列会议，改革英国教会的神学，苏格兰教会也有参与。来自英国教会的不同团体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制定了五份文件，其中两份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这五份文件是一份公共崇拜指引，一份教会治理指引，然后是更有名的三份文件，《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和《小要理问答》这两份文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继承者当中仍发挥着很大影响力。事实上，《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成了浸信会、长老会和公理会信徒一些公认信条的基础。因此，我们在一些不同宗派的公认信条当中，还听到这份文件在我们这时代发出的回响。《小要理问答》继续发挥影响力，因为它如此简明、如此精辟、如此精确，是父母教导子女信仰，牧师教导会众信仰，甚至培训长老和执事的绝佳方法。所以，直到今日它仍是一种上佳的教学工具。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英格兰处决查理一世，这是其中一件分水岭性质的大事。我想今天很多人很轻易就把它看成是一件好事。但再一次，我认为你必须去看事到如今的发展。所以在现代世界，如果一位总统，或一位议员，或一位政府首脑做了真是非法，真是错误的事，如果他们被捕，并且像其他公民一样依法处理，我们很多人都会拍掌称快。政府，政府领导人和社会一般阶层的人一样，要遵守同样标准，这其实是18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一种观点。你可以说，处决查理一世是这样做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他们要追究他犯了叛国，滥权和破坏英格兰的罪，在这次处决查理之前，人认为追究一位君主犯了叛国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君主死后要向上帝交账，唯独向上帝交账，但如果要砍国王的头，让他向法律负责，人做的事情就是煽动叛乱，把一切引向混乱的结局，那要变成暴民统治。所以，我认为在实际层面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做的事，就是他们说国王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是第一次，它有一丝意味，感觉背后有一点激进。我的意思是，看到罗马书13章，圣经关于顺从君王、敬畏王的命令，很难只是简单、轻描淡写说接受。但另一方面，他们要说明的，就是国王是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此而言，在现代世界，我们几乎普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很难说砍一个人的头，这是一件好事，但你可能会说，如果你看到国王篡位，分裂社会，企图毁灭社会，那么把他处死，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对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层面上，他们认为这很有道理。但它在当时是如此激进，大多数欧洲的人都很震惊，英格兰居然会采取行动处决国王；逮捕他，与他开战，这已经够糟的了，但现在要按叛国罪处决他，这就是完全不合适。这是一件新事。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掌权者要服在法律之下。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

查理认为，他作王是天赋神权，他只需要为他的行为向上帝负责。当议会、军队和这样的人谴责他、批评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拒绝承认他们对他有任何管辖权；他认为从一开始这就是一种非法行动。所以，当然，你知道，在他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我指的是，直到死，到最后他都相信，他是对的，攻击他的人是错的。这是他的观点。当然，定他罪的人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你可以把国王称为是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他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要受法律约束。当然，在他们眼中，你看，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很多次，查理向军队、国会、清教徒许诺了一些事，然后一有机会就反悔。如果他有机会不信守承诺，他都没有信守。所以，他们说：“好吧，我们不能相信这人，如果我们不盯着他，他就会做完全相反的事，他已经这样做好几次了。我们完全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于是，他们定他为有罪，因为他们说：“他触犯了法律，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也没有准备好与体制合作。”当然，在那时候，处决是正常的事情。人那样做。所以，他被处决。很明显，结果是制造了一个殉道者。直到今天，英格兰还有一些教堂，名字叫烈士查理王教堂，有这样一种对查理王的崇拜 — 虽然是很小的崇拜，但它存在 — 这是非常不幸的情况，因为我认为，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大多数客观的人都会说，查理肯定是有史以来统治英格兰最愚蠢的人。我的意思是，他就是一个猪头，看不到自己政策的局限性。他临死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能接受他自己立场的局限性。那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塞德斯·詹姆斯博士 Thaddeus J. James, Jr.

威斯敏斯特大会在英国内战到了一半的时候召开。第一，苏格兰人认为，如果他们能俘获查理一世，这就可以把议会制或长老会的治理形式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那失败了，但他们还是抓住了他，把他囚禁起来。但是，人怎样才能把这种治理形式施行出来呢？所以，因为发生的这一切社会变革和所有的动荡情况，把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一次，整件事就是把教会召聚在一种治理之下。所以，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时机安排得很好，虽然人未能拦阻住查理王，然后是王位回到英格兰。但就着把他们聚集起来，把两个教会聚集在同一种治理之下，这时机是对的。

吉姆·梅坡尔斯博士 Jim Maples

在英国内战期间，对立双方实际上是国会对国王和王室军队。国会寻求苏格兰人的帮助和支援，这就和国王产生了更大分歧。而所说的长期国会召开，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离开，即使国王命令他们解散回家。正是长期国会召集了威斯敏斯特大会，就宗教问题向他们提供建议。这又是双方原来问题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召集这些神学家，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要就宗教事务、崇拜、教会治理等等问题向国会提出制订的文献和建议。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

英国内战正在进行。国王和国会开战，而国会的会期很长，被称为“长期国会”。部分是由于奥利弗·克伦威尔组建，由浸信会、贵格会和第五王朝派的人组成的新模范军取得成功，人就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教会今后要有怎样的形态？国会，其实英国教会也有几派人，他们希望对教会的未来发表意见。有伊拉斯派，他们认同教会和国家要强大联合起来，与已经存在的主教制教会架构非常相似，主教在上议院有席位。另一方面，有独立派或公理派，他们对教会与国家的这种联合非常心怀疑虑，希望把权力还给人民，人民在基督之下聚集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当然是由国家确立，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控制。还有长老会这一派，他们其实是介乎埃拉斯派和独立派之间，希望有一家确立的教会，在处理教会事务方面与国家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但又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对国家事务发声。最终是在会议上占大多数的长老会这一派，还有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长老会目标的国会占了上风。他们召开会议，不仅要规划前进的道路，而且至少在一开始，是要修订《三十九条信纲》，作为这新的教会前进的道路。在对《三十九条信纲》进行了几周修改之后，长老会的人尤其清楚地意识到，这份文件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把《三十九条信纲》搁置在一边，开始写一份新的信仰告白，以及新的公共崇拜指引和新的教会治理形式。他们所写的公认信条，就是《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其实并没有被国会采纳。于是，在英国内战冲突和国会召开这件事上，人作出了教会历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贡献，就是制订了全世界改革宗和长老会基督徒的教义标准。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查理二世拒绝接受威斯敏斯特标准和这次大会的所有文件，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些人砍了他爸爸的头。查理一世 — 查理二世的父亲 — 还有国会之间的斗争，就是我们所知的英国内战，催生了威斯敏斯特会议。当威斯敏斯特大会的人，当国会的人赢了，在他们俘虏了国王之后，他们召集一次会议来改革教会，就像文件说的那样，向政府提出威斯敏斯特大会的建议，因为从亨利八世一直到现在，政府还在掌管教会。但是，共和国失败的时候，人又请回了查理二世，这就是威斯敏斯特标准遭拒绝的原因，这些标准可谓是身处一种无人区，没有得到英格兰的文化、英国的教会接受。事实上，北美的教会总是比它们原籍所在国更接受这些文件，这对任何其他教义文件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原因是查理上台后，他就压制和推翻了在共和国时期提出这些标准的清教徒运动。所以在很多方面，威斯敏斯特标准成为反叛的代名词或象征。至少在国王眼中，它成了一个象征，“这就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追求的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神学。”所以，你看到有了像传道许可证这样的事情 — 除非你有圣公会主教签发的许可证，否则你根本就不能讲道。这就是像约翰·班扬这样的人要在监狱呆很多年的原因，因为他们反抗这一点，他们抗议这一点。但查理登基，他说：“你知道吗？问题在于清教徒和清教神学本身。”就是在这期间 — 难怪 — 在那稍微之前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来到新大陆；他们觉得他们在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之间那短期内制订的标准和实现的改革，现在已经被抛弃，所以查理二世想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是偏离普遍的更正教运动……查理二世和他的儿子詹姆斯二世实际上惹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不仅离开清教运动，实际上还是偏离了普遍的更正教运动，他们最终失去了他们整个王朝的宝座。而欧洲大陆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和玛丽将会来到英国，展开光荣革命，接管王权。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

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位理想的国会议员。事实上，如果你今天去伦敦的国会，门前有他骑马的大型雕像。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保护国会不受国王侵犯的象征。当然，后来在更现代的英国政治中，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国会，还有英国政府主要是由国会管理。它不再由国王或女王纯粹的心血来潮来管理。克伦威尔基本上形成一种坚定信念 — 事实上，这对英国来说是相当惊人的新生事物 — 那就是可以要求国王或王后依法行事。要知道，在这之前，人认为国王或女王王后如果做错了，或他们是邪恶，他们只是要在死后向上帝交账，人相信这种类的事情。但克伦威尔决定，其他人支持他，就是实际上，政府官员， 特别是国王或女王，是可以被追责的。比如，如果他们破坏政府或摧毁联邦，他们可以被追究犯了叛国罪。他有了这种观念，就是共和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一位经选举产生，可以说是在平等之人当中居首的领导人，就像“护国公”，这是他的头衔。而他拒绝国王的头衔，就是出于这原因。但有这种观念，就是通过国会，人民的声音可以与国王相联一致 — 是的，也许是这样 — 但克伦威尔相当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一个新政府，重新开始，摆脱君主制，并回到美国人理解，所说的政府是“民治，民享”的这种观念。但他的立场是，国会应该是主要的机关，主要的中心功能，聆听人民的声音。实际上管理政府的仍是少数人的声音，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但他希望这是一个共和国。所以，克伦威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式领导人，要掌管政府，是的，但不像国王，他自己也要在法律约束下前进。不幸的是，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失败。坦白来说，它只是在他在生时延续，很有可能是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在他身后，他那可怜的儿子不得不接班，却不是他父亲那种人，最后共和国开始陷入混乱，所以，最终他们邀请查理二世回来恢复君主制。

肯尼斯·博顿博士 (Kenneth V. Botton)，[美]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兼职教牧神学教授与教牧学研究协调员。

杰拉尔德·布雷博士 (Gerald L. Bray)，[美]必胜神学院 [Beeson Divinity School]，历史及教义学研究教授。

约翰·汉纳博士 (John Hannah)，[美]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研究教授和历史神学杰出教授。

雅各·哈特博士 (James R. Hart, Jr.)，[美]罗伯特·韦伯敬拜研究所 [the Robert E. Webber Institute for Worship Studies]，所长。

肖恩·卢卡斯博士 (Sean Lucas)，[美]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历史校长教授，以及[美]孟菲思独立长老会 [Independent Presbyterian Church in Memphis, TN]，主任牧师。

司科特·曼那博士 (Scott Manor)，[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助理教授，学术事务副校长，系主任。

吉姆·梅坡尔斯牧师 (Jim Maples)，[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神学院 [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博士主任。

萨姆·帕斯考博士 (Sam Pascoe)，[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英国国教研究项目主任。

威廉·菲利普博士 (William Philip)，[英]格拉斯哥特隆教堂 [The Tron Church, Glasgow], 主任牧师，以及康希尔苏格兰牧师和圣经教师培训机构 [Cornhill Scotland] 主席。

瑞安·瑞夫斯博士 (Ryan Reeves)，[美]哥顿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副教授。

肯尼斯·斯图尔特博士 (Kenneth J. Stewart)，[美]圣约大学 [Covenant College]，神学研究教授。

莱瑞·蹉特博士 (Larry Trotter)，[美]佛罗里达海岸教会 [Florida Coast Church in Pompano Beach, FL]，牧师；[美]诺克斯神学院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客座教授；美洲长老会世界宣教墨西哥部[Mission to the World in Mexico]，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