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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基础 ·Forum video从英语翻译而来

HGB-04 意义的诠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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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配合同一系列第4课的辅助视频,回答以下问题:辨明恰当的文体如何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诠释圣经?诠释圣经的过程为何好比一个不断收拢的螺旋,逐步接近上帝权威性的意义?为什么考量圣经作者写作的目的和目标很重要?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康德主观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如何会损害文本的客观意义?在诠释圣经时,采用严谨方法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研经方法与直觉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如何帮助或妨碍我们应用圣经?我们应当如何评估与自己不同的诠释?为什么仅仅肯定圣经的权威还不够?


From the transcript

如果我们要负责任地解释圣经一卷书,我们就要问几个首要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涉及摆在我们面前经文的文学类型或文学体裁。那么,确认正确的文学体裁,如何帮助我们更负责任地解释圣经?

正确地辨认出文学体裁,对解释圣经来说至关重要,你需要知道你在读什么。如果你在读箴言书,却把它当作绝对的应许或绝对的律法去做,你就会犯错误。箴言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的运作之道,是智慧的道路。例如,在对比的箴言中,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在某种创造性的张力中把握如何去做。因此,箴言在一处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在另外一处却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意思就是“你被拉低到和他一样的水平”。那么,你应当顺着哪一样去做呢?我是说,你需要想清楚。另一方面,如果你读到像出埃及记20章的地方,说“你当……”“你不可……”你就要明白,这些是绝对的、具有普遍现实意义、可应用的上帝的律法。这些不是忠告,不是建议,是上帝明确的旨意。

关于文学体裁的问题,指的是一种文学类型或一种圣经的书卷类型,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福音书就像古代的传记,并不像现代传记。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专著,不像传记。保罗的书信,…等一等…,保罗的书信有它们自己的规范。启示录是属于天启文学预言书,不只是一般的预言,而是天启文学预言,也就是说,是异象预言。如果你没有正确把握文学体裁的种类,那么你就不会明白这卷书所运作的通常语言类型。

确定圣经书卷属于哪一种文学体裁非常重要,因为作者是在发出信号,要人们如何理解这卷书。例如,我们看到“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马上就知道会期待什么,也许是一只独角兽,或飞马,因为文学体裁信号已经发出,我们是在看一个幻想故事,寓言或者童话。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圣路易斯市”,有具体的时间,有具体的地点,圣路易斯市,那么我们就知道,在讲的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我们不会期望看到飞马……因此,福音书的作者,新约圣经的作者,例如,启示录的作者,在发出信号,这些文学体裁的信号,要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书卷。因此我们需要捕捉这些信号,以便我们能正确阅读和理解。

福音派的解释家,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圣经中上帝的权威意义。在此基础上,这就是释经学的意义所在。最近,人使用螺旋的画面来描述这个释经过程。解释圣经的过程,就像螺旋,如何以上帝权威的意义为终点?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有时候,参与释经的人会讲释经螺旋,我们理解释经螺旋讲的是,经文的读者走进圣经经文里面。在某种意义上,经文开始塑造和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你回应上帝话语的结果,就是再次回去读那段经文,有更新的认识和更新的焦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螺旋,旋转下去,直到中心的意思。阅读圣经,解释圣经的部分任务,就是认识我们带给经文的整套神学——其中一些是好的神学,有一些只不过是我们继承的部分——这套神学塑造我们读经文的方式,但经文接着要在某种程度挑战我们的神学,让我们的神学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符合圣经。随着这双向过程的进行,人们希望,当读者带着祷告的心回应和遵守上帝的道,那么,他们最初带到经文中的神学就越来越受到圣经的塑造。在这方面,类似一个旋转的螺旋,越来越接近对经文本身的理解。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有时我们说释经就像一个螺旋。格兰特·奥斯邦让这个说法变得很流行,我们接近上帝在经文中的目的意义时,就是一个螺旋的过程。这个螺旋过程顾及到我自己属灵的状况,我自己的背景,我把什么带到圣经里面。它说…如果我顺服圣经,我就能更好明白圣经。如果我降服我的背景,降服我的思维……放弃自己的看法,让圣经重新塑造我,那么,当圣经就会重新塑造我……我就会绕着螺旋运动,因此我会更好地明白圣经,我会更与圣经一致。我再次顺服,上帝用圣经再重新塑造我,再次更新我,让我再一次能更好地明白圣经,我就会更进一步与上帝的话语一致。然后,我再顺服,上帝使用圣经又重新塑造我,再一次把我带进与上帝话语更亲密的关系当中。因此,这是关乎不断顺服上帝,而上帝不断重新塑造的过程。这会让我与上帝的话语更亲近。因此我再次顺服,他使用圣经重新塑造我,使我与圣经相符……这样,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渐进的。当我降服圣经,上帝重新塑造我,当他重新塑造我,我就能更好降服他的话。当我再次向他的话语降服,他又会重新塑造我。就这样,我对圣经的理解就不断增强了。我更深入地来看圣经,更深入地明白它的意思,而它更深入地重新塑造我,让我更加与圣经一致。这确实大大描述了灵命成长的过程。你知道,我查考圣经,上帝在我的生命中使用圣经,让我更明白圣经。因此我再查考,继续查考,他再次使用圣经改变我,让我更好明白圣经。这就是……我对释经螺旋的理解。

一些释经者相信,如果他们忽视圣经作者和原来的受众,直接处理经文,就会对经文有更理性和客观的理解。但是福音派释经者认为,研究圣经的作者,明白他们写作的原因,明确他们写作的目的,会很有价值。为什么考虑圣经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目标很重要?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作者写作的原因,来帮助我们解经。当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有非常具体的重点,然后作者有讲到他写作的目的,你就能根据这个目的很容易读这本书。经典的例子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他记载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样,你知道这个陈述就是他写作的目的。读整卷书的时候都要牢记这一点,要我们相信耶稣,认识他就是基督,就有永生。当然,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生命始于现在。但你知道,这个陈述相当于说,这是传福音性的福音。并不是说单单传福音,而是有一种推动传福音的目的。换句话说,当陈述目的说“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对读者大有好处。就福音书而言,马太福音没有清楚的写作目陈述,但结束的时候,在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说:“你们一定要去使万民作门徒。”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临终遗言通常是他最重要的话,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回到马太福音,你就会看到,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传福音性的,而是一卷让人作主门徒的福音书,里面有大量的教导,实际上扣准了这主题,就是你要如何跟从君王耶稣……。同时,也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些书并不一定有很明确的目的。例如,彼得前书和雅各书等书信,很显然是为全教会写的。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上帝神圣羔羊面前活出的基督徒生活的范围和样式。在像这样的书卷中,也许还包括了创世记,具有普世的意义。它们触及到整个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信念。我们需要接受这一点,这些是整个基督徒经历的前奏,我们不应去寻找一个具体目的。这目的就是表明上帝是谁,在他面前我们是谁。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

我想我们解圣经的时候希望是能够达到作者原来的意图,他这样写希望表达什么,他表达的时候他跟原始的读者会有一些默契。比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救赎,逾越节的羔羊,长子不用被杀,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吃了吗哪等等。所以有了这样子一个默契,上帝透过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义务要遵行,而且他们应该存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多了解作者跟原始读者彼此之间的默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更深入的了解圣经。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

解经时要考虑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尽可能了解作者,因为作者将以与他已经撰写其他书卷一致的方式传递写作的内容,并有自己独特的重点。因此,例如你思想《使徒行传》,知道同一个作者也同样写了《路加福音》,这非常有用,也很重要。然后,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构成了一条连续的故事情节,在路加福音强调的重点,继续在《使徒行传》中强调。你可以看到,从耶稣和他的使命,到使徒们和他们的使命这一重要的过渡。另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具有多样性,不同的目的,写给不同的人,然而,你会看到统一性的主体。有时候,如果保罗的一封书信中有一些难解的东西,在他另一封书信中,可能会变得清晰。但是,如果你把书信从整体上一起阅读,你就可以看到他广阔意义上的目标和目的。

我们开始解经时,首先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找到意思?”。纵观历史,哲学家和神学家已经形成了很多种方法来回答这问题。理性和客观方法的一位主要支持者,就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笛卡尔理性主义基本思想是什么?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笛卡尔非常关注哲学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他在寻求一种方法,一种哲学方法,能为哲学观念提供确定性,是数学所拥有的,人们可以在数学中找到,例如, 他追求的过程中,转向怀疑和一种极端的怀疑,这样,你就能抓住确定和肯定的事情,然后以此开始重建根基。我认为,对于笛卡尔,其方法的意外后果,就是它制造了一种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现在你 成了中心,自以为是有信心的,你的理性足以判断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真实的。衡量其他一切事情,找出那些对你来说是确定的事,你的理性可以相信的事情,以此成为根基,别的事情都要在那个根基上构建……这意味着理性具有一种优先地位和权威,结果就破坏了传统和其他权威来源。这意味着个人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就是失去了对群体和你周围人的需求和依赖。这再一次是攻击和威胁削弱了传统和你身边其他人的贡献,导致一种形式上的唯理主义,其中,好的一面,真理被看作是客观的——就是说,独立于你碰巧知道,或你想到的——但是,消极一面,真理被看作是等同于那亘古就成立的,可以直接从历史抽取出来、可以直接从文化背景等等抽取出来的想法。这就是真理,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感兴趣的。你从历史上看到这一点,你看到人非常强调尝试要重新捕捉基督教信仰的“精义”。通常,在笛卡尔那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中,这变成一种代号,尝试找到那在亘古就成立的,往往是圣经的道德教训,把这些与历史和现实的外壳分隔开来。所有被看作不必要的具体的东西都可以抛弃,当然,这是更高等的批判释经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

勒内·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哲学之父,他引入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困扰现代思想的认识论难题,这难题就是:我怎么能肯定我认为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真的呢?我怎么能相信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呢?他出名的地方,就是他经历了这个怀疑的过程——我能怀疑什么?我能怀疑这一点,我能怀疑这一点,我能怀疑这一点——他一直怀疑到他怀疑的最后结论,他说:“只要我在怀疑,唯一我不怀疑的事就是我在怀疑。如果我在怀疑,我就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此,如果我在怀疑,我就是在思想,如果我在思想,我就必然存在。”那么,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人类理性自我中心的关注,把理性作为所有权威的源头。不过,笛卡尔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尝试获得一个出发点,是所有理性的人都能认同的。每个人都会同意,你可以从自己开始,确定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自我人格。因此,这就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就是走向自我的中心地位,作为认识论确定性的源头。第二,是一种所有理性的人都能一开始就认同的基础论。

思想寻求圣经意思的方法时,一些现代解经家拒绝客观主义及其缺陷,转而倾向一种对意思的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追溯到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康德的主观主义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

无论是笛卡尔也好还是康德也好,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康德的话他把现象界和本体界分为两部份,他把人的道德意识,他把人帝,他把物质都放在本体界,而且本体界都是不可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他这样是基本上毁掉了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至于现象界,原则上可以用科学来研究,可是研究的只是现象,只是现象的层面,永远不知道事物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好像蒲柏(Alexander Pope)这个科学哲学家他认为真正的科学的假设,都必须要能够否定。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康德承认,休谟对他有重大影响——“把他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康德就是用这句名言讲到休谟。那么,我认为,要了解康德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就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思想在休谟身上所发生的事。休谟接受了当时英国非常流行的引起广泛关注的理性主义神学,并对其进行了相当强烈的批判,表明和揭露了,如果要成为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你就不可能知道像你以为你能知道的那样多。他的批评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他指出,即使是像因果关系这样最基本的东西,也不能完全按照经验主义的原则或思路来知道。康德接触到了这种论证,他看到休谟在这里抓住了问题。这种理性主义神学兴起,既有欧洲大陆笛卡尔思想的背景,也有英国的经验主义,而洛克是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作出了贡献,但并非与之相同。休谟抓住了某个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把自己仅限于这些原则,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知道很多。这让康德很困扰,康德比休谟更乐观,他并不愿意活在这种限制之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却接受了休谟的原则。因此他在思考,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如何能声称对因果关系这样的事情有了解?他坐下来思考这一点。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就是人类的思想不仅仅是一张白板,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不仅仅是客观的想法和外在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的思想印象深刻。相反,是我们的思想对认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有一些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模糊相似的东西。我们把这些运用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体验中,就是在用我们的思想作出这样的贡献。因此,知识实际上是我们思想所作贡献的下游,是我们对现实的解读,我们积极向认识的过程作出贡献时,知识是通过思想的范畴呈现给我们。这意味着,从讽刺意义上说,我们与这世界是割裂的,因为世界自身存在。我们绝不可能认识世界,因它是独立于我们的思考,与我们对它的思考无关。我们只能在使用我们的感官经验,我们思想范畴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按它在这一切当中显出的样子来认识它。因此我们只能认识外表,我们只能在使用我们的思想构建这些外表,思想这些外表时,对这些外表有所认识……这种对思想贡献的强调,以及它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如何与现实割裂,现实存在于它自己,它在西方思想史上催生出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甚至越来越极端的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核心就是读者个人对文本的回应。但是,虽然看到我们个人对文本如何回应会很有帮助,但过分强调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导致我们错过其他有用的解释方法。过分强调我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如何会破坏一段经文的客观意思?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有时候,我们强调读者自己对经文的回应,却抹杀了经文的客观含义。现在很明显, 人对经文的反应方式很重要。释经学有一整个学派,谈到读者对经文的回应,非常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读经文的视角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从经文中能看到的,取决于我们看这段经文时所处的位置。使用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我为家人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很奇怪地发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路上每一个人都买了同一型号的车。当然,情况不是这样。只不过是我现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路上的车辆。这是从读者回应的积极看见,但是,危险在于,它忘记了,上帝实际上在圣经每一页都盖上了他权威的印章。圣经的信息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实际上并不受读者回应的影响,相反,圣经经文本身应指导读者如何回应。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有些人几乎完全专注于他们自己对圣经的回应。我看过查经班查经时提这样的问题:“那么,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的麻烦在于,它鼓励每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就好了,而不是操练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圣经真正说的是什么,而是“我想象,我希望它有什么意思”。因此这存在着危险。我认为,对立的极端也存在着危险,就是我们从来不留心圣经说什么,我们从来不应用圣经。所以这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过程。

有时,人们会有一种印象,如果他们能学会最好的释经原则,就能解开圣经经文的意思。如果他们一贯遵循这种释经模式,他们就总会圣经有新鲜、奇妙的见解。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解经的时候,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S. Poythress

查考和解释圣经的时候,遵照一种严谨的方法,有哪些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你的方法,如果是一种好方法,可以让你注意到很多你你可能忽略、可能跳过的事情。缺点就是,一种方法可能让你只留意这个方法告诉你留意的东西,因此你会错过了一些别的东西。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

我们查考和理解圣经时遵循一种严谨的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如生活当中诸多事情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我认为用严谨方法查考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会落入一种圈套,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让他看起来像是某种样子,因为这符合我们的想象,符合我们发展出来的系统体系。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小心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他比我们能制造出来的任何盒子都大得多。我认为第二个缺点就是,我们倾向把自己锁在某种解释模式当中,在这过程里,很容易去追随一个人,例如,一边跟从加尔文,另一边跟从阿民念。这样做,结果很多次,我们让这些人说出他们未曾说过的话,让圣经说出圣经没有说过的话,因为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一致的体系。因此我认为,这些是缺点。但是,优点是,它能防止我们落入情感的极端,阻止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观念,把我们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圣经之上。因此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长远来说,一种连贯一致的方法,与一种不连贯一致的方法相比,肯定有多得多的长处。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解释圣经的时候,使用严谨的方法,其中的一些优点,当然就是在监察我们自己方面,很有用和很有帮助。我们太容易让其他因素,偏见和类似的东西进入。如果我们在应用这些方法等方面是一致的,它可以帮助纠正我们身上的盲目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小心,将解释圣经简化为一种抽象、客观的方法,一种像绞肉机一样的方法,把上帝的话语从一头倒进去,摇动把手,另一头现成的意思就出来了。上帝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祂已经把祂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人性带到经文里面,让经文对我们这些人说话,通过一种严谨的方法,我们可以监察我们的人性,把它圈起来,使之与经文分开。但这绝不是上帝在他的话语里要做的,这很有可能导致一种扭曲的理解和解释。例如,我们已经在高等经文批判方面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结果。相反,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性带到经文中,让它顺服经文,在经文面前表明我们的软弱,让经文按自己的意思对待我们,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的话。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J. Vickers

我认为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严谨,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经方法,这个方法要根据和取决于我们所读的,我们正在研读的经文部分,以及我们在圣经中正在研读的东西。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一种严谨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查考圣经时,是在认真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而不是打开圣经,等一些东西跳出来落在我们前面,或者,认为那一天凡是打动我的都很重要。对我来说,查考圣经时遵循一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降低了我让圣经说出我想要它说的话的可能性,因为不论怎样,我们都有这种倾向……。那么,其中的危险之一,也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找出一个方法,或制定一个方法,很容易。因此,感觉好像我所要做的就是来看一段圣经经文,使用我的方法论——我的方法,我的步骤,我的问题,你能想到的——把这作用在经文上,这方法论按本性所使,不需任何别的东西,就会给我正确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小心,即使是我们使用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对圣经最严谨的查考也要小心,我们需要对此有节制,要记住,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正确的释经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会有一种正确的经文解释。因为我们会变得依靠这些方法,超过依靠任何别的事情。哦,只是认定我有正确的方法,因此我就有正确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小心。我是说,我们需要使用严谨的解释方法,但这样做的时候,要记住,你知道,我们是堕落的人。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仍然与罪挣扎。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带到桌面上解决,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遮蔽我们解释的。因此,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最终单单依靠我们的方法。

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查经方法总是在发挥重要作用。正确的查经方法可以帮助引导读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进而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有时候我们会过分强调查经方法,却牺牲了有用的直觉。那么,查考圣经的方法和直觉之间有什么关系?

凯里·温赞特博士 Carey Vinzant

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过分强调查经的方法,却牺牲了有用的直觉?会的,很简单,会的。我认为,这是宗教改革时期展开的基本争论之一。在这方面,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拒绝经院派的以方法为导向的学习方法。在这方面,人文主义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经院派倾向说:“我们要教导你如何学习,然后你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你可能遇到的任何处境和来源,你就已经是在正确学习。”而人文主义者看到这一点,就说:“嗯,这听起来很好,但是你的方法正在产生一些结论,我们只觉得令人厌恶,不可接受。”因此,人文主义将其信心—在学习方面—建立在 "源头"上,即阅读好的东西。我认为,这在解释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重要功课。当我们这样由方法驱动的角度来处理经文时,它就不会容许经文说它实际要说的话,我们需要听听人文主义者发出的抱怨。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圣经的经文看作是首要的,上帝通过圣经清楚说话的声音要胜过我们在方法方面认定的事。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R. Bauer

查经方法和直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确实,直觉在我们解释意义,从圣经得中获得意义方面发挥着作用。我们经常是通过直觉找到联系或见解。我认为,直觉和查经方法之间有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就是,好的、实在、恰当的查经方法试验直觉。这样,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或凭直觉感受到一段经文的意思,或经文之间的联系,等等。但这些直觉可能是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因此,实际上,我认为对人很有帮助的,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方法,来试验这些直觉,决定这些起初的直觉到底是对还是错,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直觉和查经方法之间的第二种关系,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就是制订好的方法,实际上有助于有益的直觉,它在直觉方面训练我们。实际上,我教导的一些课程,是非常依赖于圣经学习的方法,因此,我对查经方法有很多教导。我提醒学生,他们学习方法时,一开始常常会因方法而分心。但是,随着他们对方法的操练,就是操练查经方法和正确查经方法的步骤,感到顺手时,就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它们就会变得内在化,他们就不用再去思索,当它们变得内在化,变成第二天性,它们实际上就渗透进来,帮助我们查考圣经,因此学生常常对于他们能分辨到的,对于他们能从圣经收集回来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并不是非常肯定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们能做到,这是因为查经方法的原则和过程,实际上已经非常深邃地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读经方法,结果表明对他们是有极大帮助的。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我想,我们总是要小心,试图否定正确的方法,我们想要这些方法。你是知道的,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科学的工作,我们理解字词和原则。但是,如果上帝的灵同在,帮助我们将此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因此,就变成了科学和艺术的平衡。我们绝不要让直觉对抗正确的方法,但是在方法之内,我们要让上帝的灵有机会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里面动工。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有头脑,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学习那些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方法时,查看不同种类的解释方法,对我们会有帮助。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恩赐,在我们学习不同的方法之前,就会影响我们看经文文本的方式。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应用圣经的方式?

威廉姆·乌瑞博士 M. William Ury

我相信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既可以帮助,也可能会拦阻我们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的恩赐和能力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拥有,而且主已经赐给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察看现实的各种方法。基督的身体以任何人都不能确定的方式,反映了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带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背景,来读圣经,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真是一件是美妙的事情。我的妻子读圣经,在许多方面比我读经更亲密。我查考圣经,我把圣经分解开,我查看经文文本,我看希腊文。她看到耶稣对人心的爱,就释经的角度,我需要这样做。我有我的恩赐,她有她的恩赐。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解释圣经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学者能解释圣经。我们需要教会里的人,那些一辈子都在敬拜和祷告的人,他们也帮助我们看到圣经的深层含义。我遇到过的许许多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对圣经内容的李了解,比我这拥有语言或圣经研究背景知识的人要清楚得多。所以,我需要他们,我想他们也需要我,这是基督身体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能彼此帮助。我认为,阻碍也会成为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我们想:“我能分解一段经文,我能使用我的查经方法,我能把它切割开来。”虽然这可能是好事,但实际上,会破坏启示者自身的意图。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科学,我们会把它变成另外一件事。你不能只是敷衍了事就能得到一颗宝石,我认为需要带着敬畏,带着惊奇,带着感恩接受那一位,他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对我说话,正透过他的灵向我启示那真实的事。因此,每一样恩赐里,都有一种积极的潜能,但是,如果我不小心,就可能会滥用。真的,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说:“不要否认恩赐的能力。这些是给你的恩赐。但不要多读使用他们。不要脱离我的同在,不要脱离基督身体的纠正来使用它们。”我们需要确保在解释圣经时总是这样。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或帮助,或拦阻我们解释圣经。首先,如果你有语言恩赐,你能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用原文查考圣经,这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大的祝福。如果我们想很好的读懂圣经,不要评判其他文化,而是按它们本来的面目加以接纳,有能力带着想象力进到其他世界,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帮助。在这方面,你可能已经学会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别人经历的能力,可能是因为你的母亲或父亲非常擅长这一点,你的家庭很重视这一点。你可能会坦诚与人相处,聆听他们说话。同样的技巧使你能够很好聆听今天某一个与你很不一样的人——因此,与不同社会等级或不同背景,不同训练、经验、职业的人打交道——这实际上能帮助你很好读圣经。你会说:“这些人很不一样,他们是牧羊人,我不是牧羊人。他们是农夫,我不是农夫。但我曾经与动物打过交道,我曾经花时间种植东西,因此,这种想象力能给我带来帮助。”最大的拦阻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成长,如果你不愿意下功夫,阅读,进入背景,查阅不同的译本,或者,如果你有能力,按原文读圣经,人人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你变得懒惰,没有努力就想去认识这世界、圣经的文化、圣经的背景、或者你自己的人,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释经者。所以,保持想象力,使用你的技能,尽可能地操练他们,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好地解释、阐述和教导圣经的人。

即使福音派非常重视了解一处经文的原意,但负责任的释经者,有时,对于一段经文说的内容含义,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圣经原来的意思有时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应如何评价与我们自己解释不一样的解释?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点可以帮助你,就是你掌握清晰的词汇,因为有时人们使用术语的方式不同。罗伯特·斯坦恩是一位退休的新约圣经教授,他写了一本名为《解经基本指引》的小册子。在书里,他提议一些清晰的词汇,其意思是清楚表明人类作者意图的。然后你加以引申,这些引申可能是作者的意思,也可能不是作者的意思,但却是在那种意思的模式当中合理的流动。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保罗想到的,并不是威士忌、伏特加,或大麻,或所有其他这些事情,那些能进入你的身体,导致你失控,做出你不应做的那些物质。但是,引申出来,当然使徒保罗会明白,他原来话语里包括那些无意识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意识的——引申含义。因此当你看到对圣经不同解释时,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解释仅仅是在不同环境里不同的引申,还是我们真的是意思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处理不同的引申——了解什么是合理的引申——,那么,这是一回事。但有时候释经者实际上有强烈分歧。例如,基督徒对下面的问题有分歧,婴孩应该施洗吗?圣经是否教导要给婴孩施洗,还是只给意识清楚的信徒,有意识、用言语表达他们信仰的人施洗?再者,女人的角色?女人可以当牧师吗?还是女人不可以当牧师?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分歧的时候,我认为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在场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圣经具有最终权威?因为如果有人说:“嗯……保罗这样说,但是我不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其实就不能沟通。但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无论圣经教导什么,因为它是上帝的道,我就顺服,”那么,我们就可开始彼此沟通,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看作者在其他地方说了什么,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清楚看到证据,聆听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我认为,像在这样的对话中,不恰当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些人仅仅诉诸于圣灵的引导。他们会说:“你知道的,圣灵告诉我这一点,所以我知道,这就是解释。”这并不是新约圣经作者写作的方式。他们回到圣经,“圣经岂不是说……?”他们通过指出圣经中的具体内容,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因此,即使在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看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与其他人理论的时候,引用经文,让他们看到经文实际在说什么。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J. Vickers

判断解释是否正确可能是一件难事。我的具体意思是,在基督徒中间,在那些承认圣经是上帝话语的人中间,所有意图和目的都相同,都有同样信念和做法的人中间的解释,我指的是这些解释,判断他们可能会很难,因为可能会有两种人,都宣称是对的,都提供各样的证据,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都相信基督,但是对一段经文却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能分辨吗?我认为,第一步就是当我们面对有不同解释的弟兄姊妹时,我们第一个步应该是,我们应当“用爱心”解读那人。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仅仅来到他们面前,心里想说“我要证明你错了”,也不是说,“我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我要做的,是要了解你为什么这样解释。因为我对一个具体要点的观点可能是错的…,那么,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和那人一起坐下来。我们对自己,以及对那些有分歧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尝试确定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根据上下文对那段经文的理解,然后,它是否符合其他的圣经教导。或者也许一种解释,无论是我的,还是其他人的,也许是来自其他地方,而不是来自圣经本身的上下文。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评估:“这吻合吗?”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不仅是否符合这句话,而且是否与圣经整体的教导吻合?

大卫·鲍乌尔博士 David R. Bauer

将我们的解释与其他人的解释联系起来是极其重要的,可能与我们的解释不一样。我确实相信,一个笼统的声明说,圣经每一段经文从本质上说只有一个意思,这是有一些问题的,因这说法实在太简单了。而在我看来……圣经所有经文都介乎在一个范围之内——我在这里要使用一种术语,一方面,是“确定”的,另一方面,是“不确定”的。相对确定的经文是那些可能性意思范围相对狭窄的经文,这里仍然有一个可能解释的范围界限,但界限相当狭窄。不确定的经文,是那些处在这范围另一端的经文,有更广阔的范围,包含更多可能、好像有道理的解释。即使在这种情形里也存在着界限。没有一段经文包含所有意思。一段包含所有意思的经文,是根本没有意思,因此当中总有界限。但是不确定的经文,倾向有更广阔范围的可能性意思或解释,这实际上是因为你有一些可能性的解释,即使那些不确定的经文——更不用说那些极其不确定的经文了——,在这一段经文的范围之内,两三个不同解经的人都有可能得出一些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都同样是正确的,特别如果是这些解释不自相矛盾的话。事实上,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可能性就增强了,就是在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经文明显是多层含义的,就是说,当然可以不仅仅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在叙事性经文中,特别是在旧约叙述经文中,你似乎看到许多层意思,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提出的一段经文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以同样的信心来解释——同样,不是自相矛盾——作者也许暗示读者应当考虑这两三种可能性。也许,要认识到,这段经文可以按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种理解,甚至考虑它们如何彼此互动。一个人的解释是在这范围内的哪一点,这取决于这个人的背景,包括这个人来自哪种信仰传统。这就是个人背景的差异,正如我所说。其实个人背景,包括宗教背景,还有文化背景在发挥作用。实际上,认识到一段经文还有别的解释,并询问这些解释到底是不是比你自己的解释更有道理,这是健康的做法。如果你判断它们同样有道理,那么就要认识到,这段经文可能对它有种动态的活力,只是认识到有其他可能性的解释,这就能让我们有一种了解,知道这段经文的丰富,是超过我们现在知道的。

客观的方法有时候会强调查经的方法超过强调上帝权威的含义;主观的方法有时会强调我们自己的回应超过强调上帝权威的含义。如果我们未能认识到圣经在我们生活中有权威的位置,这两种方法就都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要仅仅只是肯定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

你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承认圣经的权威是一回事,而实际上顺从圣经的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基督徒宣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除非我们真的在生活方面表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否则这宣告其实是空洞的。因此,基督徒要小心,我们遵从圣经的时候,不是仅仅遵从我们喜欢的部分,遵从我们认为有道理的部分,或者遵从碰巧是有利于我们已经相信的部分。而且我们要遵从圣经所有的部分,在我们生命所有的部分都遵从。换言之,圣经在基督徒之上的权威,是在他们生命每一个部分之上的绝对权威。不然的话,实际上就是高抬自己,让自己成为上帝。看了圣经,说:“我不打算遵从那部分,但我要遵从这部分,”或者,“我要服从这一小节经文,不服从这另外一小节经文,” 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高抬我们自己超越圣经,我们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我们要遵从什么,我们不要遵从什么。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变成了小小的神。我们就高抬自己,要作宇宙的神,这是偶像崇拜。因此,否认圣经,不按它的权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企图取代上帝,把我们自己变成权威。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或在每一个领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让他们实际上把上帝当得的地位归给他,以他作终极的权威。

P. J.·百思博士 P. J. Buys

顺服圣经的权威,实际上意味着顺服那位真正的作者,就是永生的上帝。因此,不顺服圣经权威的人,实际上拒绝和背叛那位真正的作者。他是实际传递或提供对圣经理解和圣经意思的那一位。如果你不顺服他,就绝不会明白圣经真正的意思。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

圣经是赐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一本书。从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世界上真的没有其他书可以与它相比——例如,一神论,上帝超越的观念,他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超越于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系列观念方面——我们可以解释为偶然——“啊,碰巧发生了那样的事。”但圣经的解释就是,这位超越的上帝,这一位超然的上帝,进入时空之内,在人生活的处境当中,向人启示这些真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他为什么创造世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就是全宇宙至高无上的一本书。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世界上,如果我们要认识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要知道到我们的结局,我们就需要读这本书。不由得我们来改动,按我们希望的,要它说出我们要它说的话。如果圣经是从上帝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顺服它的权威。

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中受益, 但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捕捉到解释圣经的过程。解释是一场对话,在当中我们问关于圣经经文问题,顺服它的权威。我们必须总是愿意谦卑顺服圣经的权威。这样,顺服就成为正确解释经文的关键。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改革宗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哲学及神学助理教授。

斯提夫·布兰克博士 (Steve Blakemore),卫斯里圣经神学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哲学助理教授。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注释系系主任及教授。

P. J.·百思博士 (P. J. Buys) 南非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in South Africa],宣教研究教授。

大卫·查博曼博士 (David W. Chapman),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和考古学副教授。

周功和博士 (Peter Chow),[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Taiwan],院长。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学术院长和圣经释经学与神学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辅导部博士课程主任;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石南木长老教会辅导牧师。

迈克尔·柯鲁格博士 (Michael J. Kruger),改革宗神学院,夏洛特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Charlotte campus], 校长及新约教授。

约翰·奥斯沃特博士 (John Oswalt),爱斯博瑞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旧约神学杰出教授。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主任。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Plummer),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校区[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温·皮薛士博士 (Vern Poythress),韦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教授,及韦斯敏斯特神学杂志编辑[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威廉姆·乌瑞博士 (M. William Ury),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系统及历史神学教授。

西门·沃伯特博士(Simon Vibert), 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Oxford]副院长,讲道系主任,前英国温伯顿圣路加教会教区[St. Luke's Church, Wimbledon Park, UK]牧师。

布赖恩·维克斯博士 (Brian Vickers),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及美南浸信会神学杂志[The Southern Baptist Journal of Theology]助理编辑。

凯里·温赞特博士 (Carey Vinzant),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系统神学助理教授。

本·维瑟瑞顿博士 (Ben Witherington III),爱斯博瑞神学院,肯塔基州威尔莫校区[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Wilmor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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