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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赐给我们圣经:释经基础 ·Forum video从英语翻译而来

HGB-06 发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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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一系列第6课的配套视频,探讨以下问题:为什么了解圣经书卷的历史背景很重要?解释圣经经文时,为什么应考虑作者和原初读者?在圣经释经中过分强调原初读者有哪些弊端?熟悉希腊文如何帮助我们解释新约?了解一段经文的语法和历史语境,对我们的释经工作有多重要?抄写员抄录圣经文本时通常会犯哪些抄写错误?新约作者有时会不忠实地引用旧约吗?向其他释经者学习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圣经?牧师和教师如何学习根据不同听众的需要调整教导?


From the transcript

我们解释一段圣经经文的时候,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其中要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一卷圣经书卷或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或写作时间和地点。但是如果圣经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相关,我们真的需要了解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吗?为什么了解一卷圣经书卷的历史背景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了解圣经一卷书写作的历史背景,就像我们所能确定的那样,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就是,它帮助我们真正看到圣经是一份真实的文件,写给在真实处境中真实的人。圣经不是写完了,放在一边,封存起来留给将来某个时候,而是实际写给活生生有气息的人,他们纠结于我们今天面对的同样问题。当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处境,我们有时就可以看到更直接的应用,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这是部分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能分辨出对原来读者的应用。例如,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看起来混乱的世界当中挣扎的人们,他们可能认为上帝没有掌管世界,或这个世界上的当权者,或人们总是与他们的信仰为敌。因此,他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他们如何能在这种世界上坚忍?上帝仍然掌权吗?如果他在掌权,他能为了叫他们得益处而动工吗?因此,作为一个例子,启示录这本书,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处境,而不是简单地从我们的时代看过去,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初期基督徒从其中领受了什么。最后,我们要看历史背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圣经的人类作者,当他们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作,他们使用语言,他们使用文学形式。他们有时候也使用历史参照,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按照他们原来的处境读圣经,而不是强迫他们进入我们的处境。因此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作者如何按照他们的条件来使用诗歌,或者使用意象,而不是迫使它们按照我们的条件发挥作用。

布然敦·考威博士 Brandon Crowe

明白圣经书卷的历史背景为什么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书卷是很久以前写给那些共同拥有某种语言、文化和处境的人……圣经的作者每次写书的时候,这类事情都是他们很简单地就认定的。因此,例如,为了明白一位圣经作者试图表明的要点,要明白这一点,尽可能回到那段历史时期,这对我们会有帮助,因为我们与他们相隔了2000多年……了解圣经书卷历史背景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会利用这卷书,用它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就如一句老话说的“没有上下文,任何文本都能成为托辞,让我们随意使用这本书。”因此确保我们能按上帝通过人类作者计划要原始听众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卷书,我们就应了解这位人类作者的历史背景,好使我们能恰当地从他们的日子过渡到我们的日子。人们已经留意到,就连魔鬼也能引用圣经,实现自己的目的。只是引用一段圣经经文,并不确保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理解或应用这段经文。因此,防止这样利用这些经文的保障措施,一部分就是生动了解这些书原来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三个原因,可以使用新约圣经书信加以说明。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看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例如,如果某人要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却不了解这家教会在处理一些非常具体的麻烦事,那么这人就会有种危险,不作任何调整,全盘把那卷书应用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保罗是作为牧师写信给一家教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他处理这些问题的部分方法,是专门针对当时那个教会的。那么现在是否意味着,哥林多前书并不是合适我们今天看的一封书信?当然合适。它在所有地方,所有时候总是真理。但是,我们这时候要正确理解这封信,就是在于明白保罗是如何针对教会所处的具体历史处境,对教会作出回应。

我们查考一段经文时,需要看它的历史背景,但我们也需要了解这卷书或这段经文的作者和原来受众的一些情况。我们应当常问,这卷书是谁写的?最先读这卷书的谁?但是,我们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应当了解作者和原来受众?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

关于了解一段经文的作者和原来受众情况的问题,这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因为希伯来书一直都是我研究的重点,我们并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其实也并不知道这卷书是写给谁的。我们唯一的线索,在经文本身里面。当然,在理解圣经一卷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我们能做的了解当时的年代——第一世纪的文化,第一世纪的语言,表达的方法等等,以及它们的意思——把这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用我们得到的具体信息,对此加以理解……我认为我们并不能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实际的名字。我认为我们可以对这人有大量的认识。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位深刻的神学家,对旧约圣经有深刻的认识,知道旧约如何应验在基督里,对于他写信的对象,有一种真正的牧者心肠。他是一位无比的雄辩家,我指的是,他写这本书的结构,他综合事情的方式,做得非常漂亮,给他的听众带来冲击。因此在古希腊雄辩方面很有素养。因此,我们需要在这种处境中认识他。他当然以他说的为基础——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看他怎样把他说的建立在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之上,是所有新约圣经作者都相信的。然而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明这一点,把它用在人心上。在这里,他的听众显然是能从这种事情受益的。他们自己也有足够的素养,能欣赏、接受这种雄辩。我们可以从他关注的事情,了解到他们面对的一些事情。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也许变得有一些松懈。他们面对逼迫,遭到世界排斥。他们也许受到试探,如果他们放弃,或者软化他们坚持的基督教信仰,世界就会给他们好处。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要了解一卷书原来的受众,其实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它说了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例如,我们可以看像加拉太书和歌罗西书这样的书卷,它们讲的是在教会里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在加拉太,我们面对的是,“人应当遵守律法吗?”在歌罗西书,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具体的异端,这卷书实际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异端的名称,只是对它加以描述。我们越了解保罗给他们的信,反对他们持守立场的那些人的背景,我们就越能把握书中所发生的事。因此,我们在加拉太书中看到,它强调的是那些要回到律法上的人,保罗说,不,你把律法留在基督里。要理解这一点,你所要做的,就是了解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信仰,当时犹太教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歌罗西的情况有一点点复杂。你试图了解这个教导是什么,说有这种超级的灵性,超过单单相信基督。争论的是,它到底是来自犹太教背景,还是希腊罗马背景,或者是两者的混合。这就产生了对经文有一点不同解释,关于一些特殊的历法,月朔、特别的日子、特别的饮食,所有这些事情,……因此,了解背景内容确实会影响你如何读这卷书,如何理解它。根据你认为这种异端是哪个版本,会影响你对这些经文的解读。在一个程度上能确定这一点,对于知道细节讲的是什么非常重要。幸运的是,在另一个程度上,我们可以退一步说,不管它讲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在支持它……无论是犹太背景、还是希腊、罗马背景,其实并不太能帮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已经预备的,更亲近上帝。你已经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是他已经给了你的。这就是你应当关注的地方。这其实就是这卷书强调的,这帮助我们领会歌罗西书所讲的内容。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 James, Jr.

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和知道受众是谁,因为这对我们如何解释圣经有直接的影响……是门徒?是法利赛人?是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吗?是在对那腓尼基妇人说话吗?因为所有这些都会对我如何解释产生直接影响。这些人的情况如何?他们在经历什么事情,促使作者写成具体的书卷?而且,这也会阻止我再次给出错误的解释。我会很容易把自己放在当中,说上帝是在直接对我说话,而其实我不明白在原来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那么,我又会出现严重错误的解释……因此,重复地说,了解收信人,可以让我要更清楚、更完全理解某段具体的经文,某节具体经文,甚至具体的一章,一卷书所讲的内容。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E. Johnson

关于圣经书卷原来受众的信息,会帮助我们理解一卷书的意思,因为这会帮助我们明白上帝讲出圣经具体部分的目的。上帝是一位有无限智慧的牧师,他总是把他的话语说到他会众的心里,切合他们的需要。因此,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加拉太书,特别写给外邦基督徒,他们受到压力,也许认为他们如果遵守上帝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的全部律法,自己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完全的子孙。保罗对这种情况说话,根据旧约圣经证明福音的真实。因此他要引用圣经,就好像反对他的人引用圣经一样,但他也是根据加拉太人的经历引用圣经——“你们领受了圣灵,圣灵让你们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靠你们守律法,而是相信已经为你们成就了什么的这信息。”上帝总是对他百姓的内心和生命说话。因此,例如希伯来书,是对那些受到某种形式的犹太人群体排斥而充满压力的人说话,他们不确定耶稣大祭司身份,这大祭司的身份就像祭司的圣所,仍然在耶路撒冷的祭司所献的祭一样有效。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他们的处境说话。我们越明白他们灵里的挣扎,我们就越能看到这些挣扎如何显明在我们今天的经历中。也许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灵里面的试探或试炼,表面看起来多少是不一样,但也存在着一种延续性。我们要把握上帝对他们说过的话,在他们处境的光照下,经文这样说的缘由,我们就能更好看到它是如何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对我们说话。

作者、文献和原来的受众在圣经的解释中都发挥着作用,每一样都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容易受到试探,过分强调其中一些因素。例如,一些解经者可能只是集中关注一段经文原来的受众,忽略了其他因素。解释圣经的时候过分强调原来的受众,有什么不利的地方?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

虽然了解圣经某一具体部分的原始受众,确实有好处,但我认为,如果过分强调,也确实存在危险。最近二三十年,人们花了大量精力,试图了解原来的受众,比如说约翰福音,你看到各种各样整本的书,描写约翰福音的受众群体,你读了这些书之后有一种印象,就是约翰福音的受众是一群人,大概十个或十一个人左右,坐在小小的教堂建筑之内,紧挨着以弗所的犹太会堂,他们正遭遇所有这些难题。约翰写这些伟大的真理,只是为了帮助这一小小的群体。突然会你退一步想:“那么,这经文就与我无关,因为我的处境不一样。这也许只是一份关于某门派的文件,只是为了帮助少数人。”相反,你要后退一步,这样想:“不,约翰福音是写给每一个人的,是从整个宇宙的层面描绘基督的荣耀。”因此,这种过分强调了解原来受众的想法,几乎是把经文简化,让它变得太具体,太处境化。而我们要说,这一卷书发出的呼吁是普世性的,让我们按原来的面目阅读经文,这是写给每一个人的一卷书。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

我们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留意和认真思想受众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人常讲的原来的受众这个角度思想,指的是,例如,在哥林多领受保罗书信的人……留意受众,这很重要,然而这方面也有一些陷阱。从历史上看,我多次认为,解经的人对原始听众的情况进行了猜测性的重建,认为原来的受众情况必然是如何如何,因此他们自己的猜测驱动、决定和指挥了任何具体经文可能或不可能的意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经文实际的意思取决于我们对这经文的回应和反应,那么我们就已经走了偏路,我们就不大可能最后把握住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我们有可能会过分强调原始受众的作用,原始受众是第一次听到或读到一封书信或圣经书卷的人,我们强调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认为,今天我们听到同样的信息,并不存在同样的延续性。现在很有可能,我们的处境已经改变,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因此面对圣经对原来受众说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上帝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在一种意义上,圣经的话语仍然产生回响,即使我们生活的年代,离原来受众第一次听到经文对他们读出来的时候已经相隔几千年。

为了负责任地解释圣经,我们就需要建立保护措施,免得我们把作者没有打算要讲的意思读进经文里面。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提供这些保护的实际做法,就是学习圣经的原始语言。那么,熟悉希腊文会如何帮助我们解释新约圣经?

但以理·华莱士博士 Daniel B. Wallace

我想,我们纠结于怎样解释新约圣经的时候,使用所有能帮助我们的工具都很重要。但我指的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让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处在原来作者的位置。这包括尝试了解文化,就是尝试了解他的一些背景,宗教背景,他在哪里写信,地理状况,他是谁,他自己的成长是怎样的。这也包括了解他写作的语言。因此,神学院教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让我们能进入这些圣经作者实际所写的经文当中……这是否意味着,我要能用希腊文阅读,在根本上会改变我对耶稣或神学的看法?我并不认为这会影响其中很大的部分,但会影响一些较小的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尽力跨越的其中一座桥梁,就是跨越圣经语言的桥梁,进入第一世纪的世界……一方面,我们委身在我们文化当中,以及那些我们尝试用福音去接触的人。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经文开始,尽可能努力生活在当时那种文化,那种语言当中。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培养解经的技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并不是靠自己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因此当你学习如何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按你的能力培养尽量多背景的技巧和资源。例如在以色列历史方面的技巧,以色列地理方面的技巧,圣经传给我们的时候原始语言方面的技巧,初期教会历史,第一世纪历史,希腊罗马历史……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说,如果你有资源,你能做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始培养圣经语言方面的技巧。有不同程度的圣经语言能力,即使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也能帮助你查字典,词典汇编,或神学词典,或读有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学术期刊文章,电子期刊文章。在你做的所有工作当中,这种事情能真正有果效,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具体话题。我要说,其中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些背景资源。

解经的时候,许多学者认为,了解一段经文的文法和历史处境,很有价值。他们尝试尽可能了解这两样。但是为什么这很重要?了解一段经文的文法和历史背景,对我们的解经尝试有多重要?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

我们查考上帝话语的时候要记住,上帝的话语也是一本书。它是上帝默示的,但它是一本书。因此它有文法规则,句法规则,延续到今天,在圣经这本书中依然有效。例如一个形容词,在圣经中也是形容词,一个名字在圣经中也是一个名字,它们按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动词在圣经中,就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样发挥相同的作用。但是我们承认上帝的话语有权威,就不同了。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因此它是无误、无缪和有权威的。虽然如此,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忘记,我们需要按照文法的规则来理解圣经。同样,我们要记住,圣经是很久之前由上帝默示的,很多次我们要知道,当时那些词的含义是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明白真正的意思。上帝的真理不改变,但字词的意思会改变……一些词过去的意思和今天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我们知道一个词过去的意思,我们读到一段经文就能说:“哦,现在我明白使徒保罗说的是什么了,因为我能明白那时候的文法、句法、句子的结构、段落。”很重要的就是能了解那时候字词意思的文法,第二是历史背景。这些书是在历史上的一个时候,写给具体的人的。保罗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具体的教会,那时它有实际的问题。因此我需要知道历史背景,当时发生了什么……明白历史背景,也明白当时的文法问题,这能帮助我们更精准理解上帝的话语。这对查考上帝的话语来说至关重要。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

文法和历史背景对我们解释研究圣经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我想到的是,文法框架在每一处地方都变得非常重要。历史在一些经文当中,在一些处境当中,比在其他地方更重要。但是关于文法,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几乎每一次宣教特会上都会引用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人总是,几乎总是把这“你们要去”说成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但是在经文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如果你看它的文法结构——“在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这就变得非常具体了……我们应当使人作门徒,我们应当给人施洗,我们应该教导门徒遵守耶稣已经教导的一切。因此,虽然这段经文的目的是命令式的,它却是放在一个生活过程的处境当中。现在,不幸的是,一些人抓住这一点,因此他们要说,传福音总要只是随意,一直都是随意就好。我认为这是对它的误用……在事情的另一面,我们没有借口强迫人,这而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堕落的世界上行事为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特征。

任何尝试手抄一封书信或任何长度的文件的人都会对你说,很容易犯错。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是一项非常单调的工作。这就是数千年来圣经就是这样被抄写的。考虑到它的难度,抄写圣经的人在抄写圣经时,通常会犯什么样的抄写错误?

但以理·华莱士博士 Daniel B. Wallace

我们想到经历多个世纪之久的手抄本圣经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抄写的人到底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你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给这些错误分类:一种就是在他们认为并不是错误的地方,他们刻意改变,另一种是不经意的改变。因此我们讲到在福音书中刻意的改变,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抄写的人在抄马可福音,他刚刚抄完马太福音,他在经文的抄写边注上看到,哦,这是对应马太福音的地方,马太福音的用词看起来比他在马可福音中看到的更好。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想,你知道的,即使抄写这段话的人像我这样,认为这是圣经,他却犯了一些错误。因此,后来抄写的人,可能取了边注上的解读,把它放在他的文本当中,结果就是有了一种调和的做法。这是我们在抄本里看到的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改变,就是福音书的调和,并不是不一致到了成为错误的地步,而是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意思和它们说的完全一样。甚至是太强烈的词语,其实是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强调,在福音书中有这些事情。但有抄写的人,要改变用词,用不同的词说同样的事,这就是一种刻意的改变。他们听不清楚的时候会有不刻意的改变。他们也许是在缮写室,在那里抄写,有一位诵读的人大声读出经文,这样的事并不多见。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抄本,都是由一位抄写的人看着一份抄本,把他看见的写下来。在这过程中,他看见经文,然后他要记住自己刚刚看到的,然后要把它写出来,他要确保已经写的是和他看到的一样。这常常会出现大量错误。任何曾经用手抄一些长篇文本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哦,我刚刚犯了错误,”“我刚刚多抄了一行,”或者,“我刚刚跳过了一行。”这种事情会整天发生在抄写的人身上。因此你看到有这两种类型,刻意的和不是刻意的。那么,除了刻意的和不刻意的这两类错误,你还能从不同的方面去想抄写改变的性质。你能想到的就是,他们会犯哪种错误,是没有意思的,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种改变意思的改变,并不影响任何经文的意思。这只不过是一个错误,后来抄写的人很容易纠正……因此,一位抄写的人,也许因为疲劳,或者因为他的手写不够清晰,或一些其他原因,把错误的词放在当中,后来另一个抄写的人能纠正这一点。我们说这种错误是抄本当中绝大多数抄写的改变,是不刻意的改变,是不影响意思的,或者是拼写的改变。另一种我们确实在抄本中看到的拼写改变,就像在希腊文当中,“约翰”这说法可以是"Ioanes",或者是"Ioannes",这听起来是一样的,但一个在词的中间有一个字母"n",另外一个有两个字母"n"。每次你在新约圣经当中看到约翰的名字,你就知道有一些抄本,拼写的时候有的是两个"n",有一些是用一个"n"拼写,结果,这算是一种文本差异。在关于这些差异的性质方面,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差异,称为是一种“可移动的nu”,指的是一个词结尾的n,接着的一个词以元音作为开始的情形。就像英文“一本书”"a book",“一个苹果”"an apple"里“一个”的拼法。这可移动的nu构成的文本差异,超过我们抄本当中任何别的单一类型。我们的文本差异,约有70%是抄写的差异,绝对不影响任何事情 ——70%。然后是那种移位,“这一个词和那一个词调转,”或“这一个字母和那一个字母调转”,移位就是好像是要说“起初”,某人却写成了“初起”,这就是一种移位。这是因为不留神,因着糟糕的记性,记不住说的话,快快把话写下来而发生的,还有疲劳,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人会犯这种错误。有时候你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出现字母移位,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曾做过这样的事,如果你把"the"这单词打出来,常常我会把它打成t-e-h,这就被称为是一种移位,我的电脑有自动纠正功能。我很感恩有这种纠正,因为我老是犯这样的错误。另外一种错误也经常发生,当你把这另一种错误合在一起,那种错误称为“同义词”,就像在约翰福音4章1 节,一些抄本写的是:“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他的抄本写的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所以不是“耶稣知道”就是“主知道”。并没有一份抄本写的是“彼得知道”或“马利亚知道”。总是“主”或“耶稣”,这是两种差异。但有这种事情,是同义词的改变,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你看的这些移位或同义词,它们多少是有意思的,并不是没有意思的错误,但实际上影响并不太大。这是大概另外15%的差异。当你看新约圣经抄本所有的差异,至少99%实际上不影响什么。这就是说,这些是没有影响到意思的错误,是拼写的差异,它们是移位,它们是同义词,就是这样。在所有文本差异中,少于1%既是有意思改变的,也是可追溯的。我说的“可追溯”,就是它很有可能可以回到原来的文本。我说“有意思”,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意思。例如,在马可福音9章29节,耶稣对门徒说话,他们之前尝试赶鬼,他们说,啊,这鬼真是顽固,我们不能把他除掉。所以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后来的抄本加了两个字,“禁食”。因此耶稣说:“非用祷告禁食”,还是他说,仅仅用祷告,就能把这鬼赶出来?这是一种文本差异,是有意思区别的,日期足够早,可能“禁食”是他实际说的,因此这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是,大约在所有文本差异的1%的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即是有意思的,也是可追溯的。因此这些事情,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的性质,是这种错误或这种改变,对此学者说,“这是一个平凡得像打哈欠的事,我们需要处理它,让我们可以确立原来文本的用词。”但是已经进入公众讨论空间的辩论,是那1%的四分之一,就是那么多。

很多学习圣经的人已经留意到,新约圣经的作者写作的时候经常依靠旧约圣经。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作者是如何使用一段具体的经文,或者他们为什么一开始要选择这段经文。此外,新约圣经作者引用的时候并不总是精准引用。新约圣经的作者有时候是不是不忠实于旧约圣经?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 David Redelings

很多人看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时感到奇怪,人们会担心,就回头去看旧约圣经原来的上下文,似乎并不是相同的经文。看起来好像新约作者错误地引用了旧约圣经。我认为,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有可能反映了我们不大熟悉旧约圣经,超过任何别的原因。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2章,福音书作者马太说,他引用旧约先知书何西阿书11章,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用这节经文来讲耶稣,讲到耶稣从埃及回来,他的家人曾为了逃避掌权者而逃到那里。因此你回头来看何西阿书11章,你发现何西阿在同一个部分的地方讲到以色列,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说他爱以色列,然后他说,“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很显然,他指的是出埃及,以色列民出埃及,因此我想到,举这件事为例,首先就是指出马太完全没有误解正在发生的事。人会想:“哦,马太完全不明白,”或者,“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很明显,贯穿他写的福音书,马太多次引用旧约圣经,引用希伯来文圣经。他这样做,很显然是因为他写信给他的受众关心、看重旧约圣经的价值。因此,这并不是说他是在给一个不在乎,不知道,如果他想……就抓不到他的受众写信,可以这么说,他企图蒙蔽他们。所以,不是这样看问题,我认为我们有点偏左,如果马太尝试写一卷有说服力的书,如果他努力让人来信基督,或坚固跟从耶稣之人的信心,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我们就能肯定,马太不会引入某种经文来危及他的全部声誉,或者让人拒绝接受他写的书,这实际上降低或摧毁他在读者心中的可信度。因此,我们需要看一看,说,那么到底马太在做什么?他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在想什么?我认为有一些选择,我认为其他解经家也会提出至少其中的一个选择。第一,就是因为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马太就认为他是弥赛亚,就连旧约圣经也把弥赛亚称为上帝的儿子,当时上帝向大卫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在这国的宝座上作王——因为耶稣是儿子,因为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马太就有了这种神学意义上的联想。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实际上以理想化的方式成全了这个角色,而以色列民族却失败了,未能做到这一点。马太是这样看问题的,这方面的一个迹象,体现在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个例子,你看到耶稣指向这个民族受到的试探,然后经历同样的试探。然而在他的情形里,他并没有向试探屈服。你还可以在马太福音中看到其他例子,是沿着同样的线索发展。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马太可能想到上帝的应验,我应该说,上帝现在的行为就是为了应验了他的计划。他可能是在他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光照下读旧约圣经。所以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想法就是,当上帝对先知何西阿说,“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上帝自己知道,并预见,当然,弥赛亚也要从埃及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双关语,或双重意思,按此意义,上帝打算要实现这预言。我认为,这种事情的一个例子,也可能是福音书作者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如果你回头看旧约圣经的上下文,如果你看以赛亚书8章,你就会看到这似乎指的是以赛亚的一个儿子。因此,马太似乎再次回顾这一点,看到上帝说的一些事情有更多的含义,是当时任何别的人都不知道的,他实际上想到了一种双重应验。

达雷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

对于新约圣经作者是不是不忠实于旧约圣经这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不是。但是,请让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事实就是,这些新约圣经作者确实用各种方法引用旧约圣经。一些作者引用相同的经文,但是从中得出不同的要点。这是因为这些经文本身包含多重要点。有时候,作者不是概括一段经文所讲的一切,而是聚焦在这段经文讲的一个要点上面。造成差异的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作者引用一段经文本身,而其他时候,他们引用的是在更大背景下的一段经文,他们可能没有列出上下文,但是他们表明要点的时候是以这段经文为前提。这会让他们把一个更大的参照体系带进来,在这更大的参照体系之内,引入这段经文,从某个角度加以查看。也许结果就是,有一种稍微不同的解读,有稍微不同的强调点,和你只是看字词本身的理解不一样。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路加引用以赛亚书40章,到了最后讲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事实上,以赛亚书相应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旧约圣经经文是这样说的,但如果你读到讨论上帝荣耀的背景,我们讲的就是救恩临到上帝的百姓。因此,他他根据上下文的整体进行替换,这样,他就不需要继续引用五六处更多的经文,而是透过简单地替换,压缩经文的含义。因此,有时候这就解释了差异是怎样来的。这更大的框架——它可能是一个近似的上下文,只是一段经文,可能是一卷书,甚至可能是圣经整个主题——这体系有时候冲击人如何解读一段具体经文,和对它的看法。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L. Plummer

我们看新约圣经作者如何引用旧约圣经,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新约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作者——耶稣、门徒以及写新约圣经的使徒——首先,他们看旧约圣经是历史,是事实。他们提到人物、事件、环境,就像他们讲的是实际的历史、实际的事件,而不是传说。第二,我相信他们使用这些旧约圣经经文的方法,是原来的作者认同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看圣经,并不明白新约圣经解释旧约圣经时的一种主要方法,旧约圣经作者的分享的,就是认识到上帝命定的这种历史对应关系,有时被称为“预表论”。所以,当人们说,你知道,有三百多个关于基督的预言,在新约圣经得到应验,有时人们会想:“哦,这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些找出来,这就会具体讲到关于一个命题式预言的事情。”存在着这些命题式预言。我认为以赛亚书53章就是非常清楚的命题式预言,在基督里得到应验。或者玛拉基书5章,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这件事上得到应验。但也有一些模式,对它们的高潮、最终的陈述是在新约圣经里的,这被称为预表。如果我们认识到旧约圣经作者做同样的事,指出发展轨迹,他们表明他们期望将来的作者以这种方式使用他们写的经文……所以我认为,当你明白旧约和新约圣经作者共同认定存在着历史对应关系,上帝对此进行监管,那么你就会看到,新约圣经作者是非常忠实于旧约圣经作者的意图。

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都有长处和弱点。作为解释圣经的人,我们也有长处和弱点,会影响我们如何解释一段具体的经文,会导致各种不同的解释。那么,向其他解经的人学习,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圣经?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孤立地读圣经。第一,因为圣经其实是写给上帝所有百姓的。正如我们知道的,圣灵已赐下恩赐,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其实都是互相依赖。因此教导的恩赐,分辨的恩赐,劝勉和鼓励的恩赐,实际上光照了经文中不同方面的含义,如果我们与有这些恩赐的人建立关系,我们就确实能从他们读经的方式中获益。但我同时要说,也要建立跨文化的关系。我知道按我自己的成长,我如何在具体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被抚养长大,这有极大的好处和长处,但也有与这地点和时间相关的文化盲点。因此,我确实从我的一些非洲学生身上得到益处,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很多的属灵争战,感受到祷告的重要,魔鬼,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事情。因此当我们读福音书的叙述,讲到鬼附等这类事请的时候,我听他们说话,确实得益,认识到作为西方基督徒,我本来会认为不重要的事,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所以,与不同属灵恩赐的人建立关系,甚至跨越性别建立关系,我们作为男人和女人读经,建立跨越文化生活的关系,实际上会带来一种丰富的恩赐和对经文的看见,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如果我们只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读经,这些是我们得不到的。

西门·沃伯特博士 Simon Vibert

所以,在基督身体里,我们有不同的长处和弱点,我们可以向用不同方法读圣经的人学习,可以帮助我们解经。在最基本的层面,如果某人从农夫的角度读圣经,我认为在如何照看牲畜,或者如何耕地,在类似的事情方面,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看见……我认为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意思是作者意图所固有的,是事实所固有的,这事实就是上帝仍然贴近他的话语,能让它的意思在今天显得清楚。但虽然如此,一位基督徒姊妹从身为女性的角度,也许身为一个经历过被男性压迫的女性角度读一段圣经,看圣经的某种角度可以带来对经文的洞见,是我确实需要聆听的。我认为,从你出身的视角读经,这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同样的,那些经历极端贫困缺乏的人,能与圣经某一经文有更密切的感同身受。可以这样说,控制这种解释过程的事情,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帝在经文中确实有一种意思,是他要向人传递的。我们自己的解经角度应当谦卑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而不是认为我们在它之上,以某种方式判断它。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

向其他解释圣经的人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认识到圣灵给人不同的恩赐。就是他已经给其他人教导的恩赐,圣灵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动工,也能在其他人的生命中动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某种偏见和预设前提。希望它们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圣经之上,但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参考其他教师解经,圣灵使用他们做工,实际上就能看到我们的错误,或者太过狭隘。或者实际上让我们豁然开朗,得到一些应用和看见,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留意到的。我们有可能真的跳过我们人性中一些事情,并没有认识到一个词、一个陈述、甚至在经文内时态的重要性,这是叙述的一种特征。因为有其他的教师,能向我们指出这一点,那么这实际上就让我们能成为更好的教师。我们认识到基督身体得到恩赐,应当怎样发挥作用……合作,同工,感受到上帝的灵正在对我们说什么。

对于牧师和教师而言,负责任地解释圣经,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一旦他们对一段经文有了正确的理解,他们就必须考虑如何最好地解释这段经文,让它与他们的受众切实相关。牧师和教师如何学会让他们的教导适应不同受众的需要?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让我们的信息适应不同受众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符合圣经的方法。例如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在会堂讲道时,他传讲一篇信息,里面充满了对圣经的引用。他使用标准的犹太人方法,因为他是对犹太会堂的听众讲话。使徒行传14章,他对农夫讲道,讲到上帝如何在结果实季节赐人雨水。在17章,他对希腊的知识分子讲道,引用希腊诗人的话。因此保罗对不同的听众,对他的信息作了处境化处理,但信息内容仍然是一样的。在每一个情形里,他传讲的仍是合乎圣经的信息。当我们让信息适应不同的受众,我们需要确保,首先,明白圣经经文的信息是什么。但是,在明白信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与人的挣扎和问题相关联。你并不是从挣扎和问题开始,结果让你曲解经文,但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挣扎可能把你带回到经文,说:“上帝对这一点怎样说?圣经哪里讲到这件事?我怎样可以用他们能听得最明白的方式说明这一点?”处境化并不是稀释经文,让它切合我们的文化。它关乎的是帮助人听到经文——有时可能带来更大安慰,有时可能更有力地击打我们——但是要听上帝的信息确实是什么。在启示录,你看到对七教会的信息,对每一家教会都有不同的信息。但是在每一种情形中,结束的时候都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此,即使是针对不同处境的信息,也有一些是讲给众教会的,如果我们愿意听,也可以对我们的处境说话。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教师和讲道人必须让他们的教导适应不同的受众,我要具体地说明,甚至是适应他们受众之内不同的受众。因此,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位牧师或教师在讲工作的事情。在这群人中,一些人工作太努力,他们有太多的责任。一些人失业,或就业不足,并没有足够的活可干。一些人的工作完全就是他们总是希望的样子——不太多,但总是有事可做。其他人则比较接近他们的理想。其他人离他们曾经期望的或想要做的事很远。在一种意义上,你要做的就是看到这些人,或在你预备的时候事先想象他们的情况,让你不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讲像你一样的人……我们有时候会犯一个错误——让我还是讲“呼召”或工作这问题吧—— 就是教师有时候倾向从精英的角度思想问题。我们是带领的,因此我们倾向模糊地以为其他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必须记住,很多人只是努力地要供给家里人今天有足够的饭吃,他们其实是能找到什么正当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因此对他们来说,“呼召”的观念并不是某样崇高的事情,而是基本的呼召,就是有够吃的,穿的,遮风挡雨的,照顾自己和依靠他们的人。我们必须面对他们日常挣扎的现实对他们说话……如果我们要祝福他们、养育他们、牧养他们的话。

路易斯·奥特扎博士 Luis Orteza

牧师和教师需要明白他们与受众沟通的语言。例如,50年代的语言,听起来和今天的不一样。因此我认为,你知道的,有时候牧师和教师必须从人表达自己的方式这角度,了解当前的思想形式……晓得和明白这些说法,我认为就学习适应你的受众,与他们沟通而言,这会对人有帮助。

当我们寻求明白一段具体经文的原意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得到许多的引导。我们可以查看作者、受众、经文本身和它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解经。当我们让所有的这一切都有适当的平衡,就能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种负责任的解释。然后有牢固的基础,与上帝的百姓切实相关,能应用在他们身上方式,传讲和教导上帝的话语。

布鲁斯·宝格斯博士 (Bruce Baugus),改革宗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哲学及神学助理教授。

达瑞尔·博克博士 (Darrell L. Bock),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文化参与执行主任和新约研究高级研究教授。

司提反·布莱默博士 (Stephen J. Bramer),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注释系系主任及教授。

盖瑞·科克尔博士 (Gary Cockerill),卫斯里圣经神学院,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校区[Wesley Biblical Seminary in Jackson, Mississippi],学术院长和圣经释经学与神学教授。

布然敦·考威博士 (Brandon Crowe),韦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助理教授。

但以理·多瑞奥尼博士 (Dan Doriani), 密苏里州克莱顿中心长老会[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layton, Missouri],主任牧师。

霍华德·艾里弛博士 (Howard Eyrich),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辅导部博士课程主任;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石南木长老教会辅导牧师。

麦克尔·葛罗道牧师 (Mike Glodo), 改革宗神学院,佛州奥兰多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圣经研究副教授。

塞德·詹姆斯牧师 (Thad James, Jr.),伯明翰神学院,阿拉巴马校区[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abama],学术事务副校长。

丹尼斯·约翰逊博士 (Dennis Johnson),美国加州韦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California],教务长和实践神学教授。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爱斯博瑞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

米格尔·努涅斯博士 (Miguel Nunez),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国际浸信会[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主任牧师。

路易斯·奥特扎博士 (Luis Orteza),伯明翰神学院[Birmingham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他在那里教授高级圣经辅导和辅导理论课程。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圣约神学院,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校区[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新约副教授兼发起城市事工部主任。

罗伯德·普拉莫博士 (Robert Plummer),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校区[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Louisville, Kentucky],新约释经学副教授。

大卫·瑞德林斯博士 (David Redelings),加州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Bethel Seminary in San Diego, California],新约教授。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改革宗神学院,杰克逊校区[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Jackson Campus],旧约圣经和圣经语言的阿伦·贝尔彻教授,以及教务长。

西门·沃伯特博士(Simon Vibert), 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l, Oxford]副院长,讲道系主任,前英国温伯顿圣路加教会教区[St. Luke's Church, Wimbledon Park, UK]牧师。

彼得·瓦尔科尔博士 (Peter Walker),英国牛津大学威克力夫学院[Wycliffe Hal],新约研究和圣经神学导师。

但以理·华莱士博士 (Daniel B. Wallace),新约圣经研究协会会员,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圣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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