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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中的王国与 covenant ·Forum video从英语翻译而来

KNT-01 为什么研究新约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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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是同系列第一课的配套视频,提出了以下问题:研究新约的重要性是什么?上帝赐予新约使徒和先知什么样的权柄?新约正典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是圣经的有机灵感?既然新约不是直接写给我们,为什么可以被视为对我们具有权威性?新约作者针对特定情况的写作,如何影响我们现代的应用?一篇2000年前写下的著作,如何能对我们的生活仍然具有相关性?新约的原始读者面临的主要神学问题是什么?研究新约作者和原始读者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不同类型的人应该对同一段新约经文有不同的应用?


From the transcript

信靠基督的人都应该研读新约圣经,因为新约代表着对基督权柄性的见证。虽然旧约已经在期待着基督 — 同时使徒们也使用旧约圣经来传讲基督和基督是谁 — 现在我们没有使徒们的亲自教导,可是有他们成文的著作,就是为我们而写的新约圣经。所以,这些都是见证,这些作者都认识耶稣,这些人都听过耶稣的教导,这些人都亲眼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与升天。因此,新约圣经就代表着使徒权柄性的教导,透过这些人对基督生平与作为的见证。因此,基督徒今天研读新约圣经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基督徒来说学习新约是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不学习新约,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跟随耶稣。多年前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每个人碰到状况后都会自问:“耶稣会怎么做?”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是如果要正确回答的话,我们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耶稣做过什么”?唯一解答的渠道都是根据新约,即四福音书与其他新约书卷,这些都告诉我们耶稣当初与现在到底是谁,祂做过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思考我们怎么把祂所是所为应用在我们人生当中。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些的了解不是从新约而来,那我们的所是所为只是我们的个人意见与一时的主意而已。这些也许会,或者根本不会跟耶稣真要我们做什么有任何关联。

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我的意思是,在新约里我们有救恩的信息。学习这个就是认识到一个人如何得拯救。因为到最后这是唯一紧要的问题:“我如何得救?”在使徒行传里,当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问那最重要的问题时,保罗回答说:“悔改,信福音”。那么这个教导在哪里呢?在新约圣经里。如果我们只研读旧约圣经,我们会听到所有上帝赐予的应许,可是在我们持续的去学习新约时,我们才看的到这些应许的应验。

戈兰·斯高靳博士 Glen G. Scorgie

当然,我认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学习新约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新约应该是焦点的理由在于:第一,新约是我们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从历史观来看,这些都是介绍耶稣基督的资讯。它是一切丰富的泉源。第二,新约圣经的独特性是它完全可靠,而这两者结合就显示出新约的权威。另外我也会认为我们学习新约中的记载是同样的重要。真理是赐予真理的仆人们,而像新约那么伟大举足轻重的著作值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所以我们该毫不客气的呼吁大家研读和正确的理解真理之道。

艾达·斯宾瑟博士 Aida Besancon Spencer

我一直认为学习新约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生都奉献在这方面,这也带给我欢乐,而且不管我已经学到多少,我每次都可以找到更多要学的。还有,就是新约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周遭有很多权威,不管是人,或是电视,或是其他来源,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若我们看圣经的宣告,圣经本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当我们去学习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和获得一个视角,这个不同视角教导我们应当做什么。因此,当我们尝试着透过上帝的教导引导我们人生的时候,新约就成为了我们的权威。

理查德·林慈博士 Richard Lints

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我们掌握的,就是新约圣经就耶稣与今天的关系给我们很渊博的教导。基督就是所有创造的设计与目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从起初的时候在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万物的设计或目的。基督也是所有堕落后救赎的设计或目标。所以当我们这样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地更认识自己和上帝对我们在历史中的定位。当我们这样思考新约圣经时,我们就是思考耶稣在世上的事工,从祂的出生到复活,帮助我们有个框架来理解我们自身生命中的设计与目的。

埃克哈德·施纳贝尔博士 Eckhard Schnabel

教会正在做一件奇特的事。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天主日聚在一起,不只是彼此相聚而是一起查考经文。古代的犹太人就已经这样做了,就是一起在会堂里查考【旧约】经文。所以这就是要问的问题:“为何教会要学习我们今天称为新约的经文?”当然,教会也有旧约圣经。因此,第一个答案就是一个很久以前已经给过的答案。我们查考这些传福音者们和使徒们写下来的经文是因为他们传递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先向以色列人自我启示祂自己,当时是先知们写下成为对以色列人有权柄性的经文。在新约中,我们有使徒们透过上帝的默示写下上帝的话语成为了新约经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可以读到耶稣。那些写新约书卷的人他们都是亲眼所见或者是熟悉见过耶稣的人。他们是耶稣的第一代门徒,所以对耶稣的生平,受死,复活及其重要性,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权柄性的诠释。

戈兰·斯高靳博士 Glen G. Scorgie

当耶稣升天之前祂赐予祂的使徒们权柄。这权柄可媲美旧约先知们的权柄。包括在这些人身上,上帝赐予他们权柄和賦予他们能力去正确诠释耶稣位格和作为的完全含义和其影响。正因为如此,教会本身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根基的房角石。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Isaac

先知和使徒们对于圣经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旧约】先知们向前盼望耶稣基督,或者是新约使徒们直接的瞻仰耶稣基督,这两者都见证着耶稣基督本身。所有圣经的权柄,所有我们在教会中教导的权柄都是焦注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作为,祂为了我们与我们的救恩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是两方面的,从旧约向前展望,从新约回头瞻仰基督的事迹,所有圣经的焦点都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肖恩·麦克唐纳博士 Sean McDonough

当我们想到权柄赐予使徒与先知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他们彼此的不同,这样对我们理解上会有正面的帮助。虽然在运用上,这两者是可以彼此渗透的。然而,说到使徒,至少或者说,通常的理解是“特别授予权柄,上帝指定的代表”。证实这点经典经文是在启示录中,这些使徒的名字赫然在新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并排。这表达了他们的崇高地位。所以,我们会说他们确实是设立了根基 – 回到建筑的比喻 – 就是整个的教会都是建立在使徒们的宣告,他们见证的耶稣,以及他们被授权而写的几乎所有的新约圣经之上。而当我们思考先知时,这个名词的含义则更加广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指出先知们的灵服从众先知。所以当时有很多的预言,这本身需要理解明白。我个人认为这些新约中的“预言”是指着在上帝圣灵的授权下任何对上帝子民的权威性教导。保罗也强调一个人不可以有“ex cathedra”宝座权威的发言,就是靠自己的权柄发言而不受任何人的纠正。当时早期的教会团体有一种圣灵动态作为使得有先知们之间要彼此顺服。

阿尔文·帕迪拉博士 Alvin Padilla

上帝,因祂对人的爱,要把祂的信息给予那些愿意追随与顺服祂的人,这信息就是祂的诫命与要求。可是上帝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上帝怎么可以传递祂的信息给人呢?在旧约里祂是透过先知,在新约里是透过使徒与先知。让我来解释这意思。在旧约里,先知是被上帝拣选的男人和女人,圣灵与他们同在,上帝与他们说话,然后他们把上帝的信息传递给人类,指正出来人类如何远离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先知会警告听众他们如何亏欠上帝,进而呼召他们向上帝悔改。新约里的使徒们是主基督拣选来建立祂的教会。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拣选了十二个常常跟祂同在的人。我们俗称这十二个人为“十二使徒”,可是我们也知道,其中一个背叛了他们,所以使徒们在使徒行传1章又选了一个使徒。这十二个人,十二使徒,是首要责任是一次性的交付传递上帝的话语,所传递的就是他们新约圣经的写作。可是我们也看到有其他人,起初没跟他们在一起的人也叫使徒,譬如使徒保罗。我们的主拣选了这些人跟祂在旧约对先知的拣选一样,为了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使徒与先知是上帝亲自的拣选,为了给人传递上帝的信息,不管是透过预言,譬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或者是透过使徒彼得,约翰,雅各,保罗等等。这些人都是为了传递上帝的信息而被呼召。所以上帝使用使徒和先知的主要方式是为了给上帝的子民传递上帝的信息。

埃克哈德·施纳贝尔博士 Eckhard Schnabel

一个人显然可以把新约作者和使徒与旧约中的先知做比较。“先知”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代表上帝说话的人。所以,一个先知有绝对的权柄取决于一个真先知只会传递上帝要他们传递的。如果一个先知是确定为一个真先知,那他们拥有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他自觉的明白自己有先知性的权柄,就是保罗是使徒。那些福音书的作者们比较难解读。这是所以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再区分新约的一些对使徒的权柄性表达。基本上,提到使徒就是那十二个,那十二个跟从耶稣的,后来除掉拒绝耶稣的犹大,再加上马提亚成为第十二使徒。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称呼这十二个人为“使徒”。所以,他们的权柄衍生于他们曾跟耶稣住在一起,他们跟从耶稣三年,他们见证了耶稣复活的身体,他们在耶稣复活后再次跟耶稣在一起。他们的权柄是目击者见证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可以诠释耶稣的位格和作为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来到使徒保罗,也来到犹大(犹大书的作者)和雅各,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他们 – 尤其在保罗身上是最明显的 – 上帝呼召保罗做祂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广义来说,使徒在新约中的权柄,包括其他书写新约书卷的人,他们的权柄是根源于他们要么是目击者见证人,或者跟这些见证人很熟,导致他们可以为信徒去诠释耶稣的生,祂的死,祂的复活和其他耶稣作为的重要性。我们也不要忘了,也许除了雅各和犹大,所有新约作者们都是宣教士,意思是他们都是教会的建造者,他们身为有权柄的教会建造者。同时我们也看到早期教会中有很多讨论。不是彼得,保罗,约翰说什么,大家就点头接受。所以有着各种需要,所以就会有争论。无论在新约时代和现在我们都要鼓励大家有确信。在教会里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不再有自主的、为奴的,不再分贵贱,也不在乎男或女。所有人都可以为教会出力。这些会导致很激励的讨论。所以说到底,在教会的权柄和新约的权柄都是处于上帝的权柄,上帝自己会确定那些愿意听从祂的人会顺服祂的权柄。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Isaac

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对正典的认识其实是很不固定的。教会们用不同的文献,福音书,书信,用来带领敬拜,也用来更认识上帝。不过要记得,第一世纪要抄写一本书是很困难的也要花很多心力。所以我们不能假设所有教会都有我们现在完整的新约。因此,几乎过了一百多年,对正典的认识还是很不固定的。大家用不同的书卷,而教会们也只使用他们认为对敬拜有益处的书籍。其实一开始大家对正典的问题没在意,直到诺斯底派异端在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的突起。这些诺斯底派的人,跟华伦提奴与马吉安一样,他们认为旧约的上帝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不可能就是那一位真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上帝是在物质之上的,也不涉足物质界。马吉安从新约看,认为那些被犹太人看重的经卷应该从圣经中铲除。所以马吉安版的圣经只包括修改过的路加福音和保罗的书信。当然,其他基督徒都不接受这些作法。我记得是爱任纽,他说,“你们这些诺斯底派的人啊,你们用这些圣经,可是这些书不属于你们,你们读圣经的方式是错的。” 因此,基督教会开始整理他们的文献,写了一个书单。第一个书单是在第二世纪。称为《穆拉多利残篇》(Muratorian Fragment),也称为《穆拉多利正典》(Muratorian Canon)书单上有几乎现在所有的新约书卷,有加添一两本我们现在不承认是正典的书 – 有《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跟《彼得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有些教会甚至禁止去读这两本书。基本上,当时的教会说:“ 这些是我们的书,并且这是我们对这些书的读法”,他们的态度表明这些书是他们信仰的规范。所以像使徒信经和此信经的三一神论架构,基本上就是当时教会所依赖理解圣经的解读原则。因此,他们抵挡诺斯底派说:“这些才是真的圣经,而这是我们的读法,要参照信经。”至此,圣经与信经开始就在一起使用,让早期教会来认识这位上帝,就是那自我启示在成文正典中的上帝。

但以理·华莱士博士 Daniel B. Wallace

当我们想到使徒与他们的同工们书写新约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当他们写完了这些书信和福音书了以后,接下来是怎么发展的。这些书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开始被教会收藏,譬如说收藏保罗的书信 – 我们不知道当时收藏了多少 – 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说“就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写了信。”所以,至少在那时候就连彼得知道教会在收集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全部被收集完毕应该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每本福音书也根据坚实的传统标明其作者的名字。到了第二世纪初,越来越多文本,就是越来越多新约书籍被教会收藏。第一世纪的后半段以前,当时的书还是书卷方式出现。之后发明了我们现在的书本模式。当时称为纸莎草“codex”就是把字句写在每页上,然后把纸修剪成让人可以翻读,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书本。虽然,不一定是基督徒发明纸莎草书本的模式,不过我们确定是基督徒普及了纸莎草书本的模式。在主后头五个世纪,百分之八十的基督教书籍是制作成纸莎草书本,非基督教书籍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制作成纸莎草书本。这其实对正典有影响。有些学者会说纸莎草书本模式是基督徒发明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把很多书合制成一本大书;你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料集合在一起。当时平均一个书卷模式的书,或者说最长的书卷,只能够容纳使徒行传或者路加福音,仅此而已。最大的大概是三十五英尺长,当时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每个都可以写到二十八英尺长。这样话,光是其中一本书就需要做成一个书卷了。所以,你无法把四福音摆在一个书卷里面,可是你能把四福音书制成一个纸莎草书本。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最开始看中纸莎草书本的模式,那时他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形成正典:把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书都变成一册。到了第二世纪我们就有纸莎草书本是包含了四福音书。

早期教会怎么样思考分辨那些书属于新约,那些不是呢?当他们继承了这些书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挣扎这个问题。当时早期教会基本上有三个测试方式,来决定哪些书是上帝默示的,只有那些书才配称为圣经。第一个测试叫做“使徒性测试”(The test of Apostolicity)。那就是,这本书是使徒写的,还是至少是使徒的同工写的?这个测试也可以称为“年代性测验”(The test of Antiquity)(译者注:英文Antiquity本来是“古代”的意思,这里的意思 “上一代”)。在《穆拉多利正典》(Muratorian Canon)里面,我们说是第一个正统正典的古代书单,这里对每一本书都有表达说:“这些书应当在教会中宣读”。可是这个书单有《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不过书单有对这本书的介绍说:“这是一个普通阅读的书,合乎正统,很多人读过,可是这本书不应该在敬拜中当成有权柄的书来诵读”,这个书单介绍说,“因为它是我们这一代写成的”。换句话说,这是第二世纪的文献所以它通不过使徒性或者是年代性的测试。对他们来说,新约的书不一定要是使徒写的,可是至少一定要是使徒事工中的同伴们写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使徒性的测试对早期教会来说最重要,每一个教会里的流行的书本都要通过这个检验来看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这第一个使徒性的测试就排除掉了一些书,像是《多玛福音》,《犹大福音》,《彼得福音》,《玛丽亚福音》,《彼得的启示录》,《约翰使徒行传》,《保罗使徒行传》,《哥林多三书》,还有《老底嘉书》。这些古书都没有被看成是正典,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世纪的写作。所以这个“使徒性测试”算是一个总测验,用来测验所有流行的书籍,这个测试是最难的第一关。第二个测试是正统性。就是这本书与其他正统性的教导是否一致吻合?可是如果我们连新约圣经是哪些都不知道,我们又如何去测试新约书本的正统性呢?他们有早期教父传下来的传统,和在教会里面传唱的诗歌与信经,这些都是教会已经耳熟能详的。像使徒信经,是非常早期的,还有《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和它的一些信条,还有一些信条是隐含在新约里面的,像腓利比书第2章,被俗称为“向基督献诗”(Hymn to Christ; Carmen Christi);或者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这是一首早期信条或诗歌用来教导教会基督是谁和祂在世上成就了什么。这些教导被教会传承,当然耶稣祂自己的话语就是正统,然后教会根据这些考核。所以你有两个考验:使徒性,是不是使徒写的或者是使徒的同工写的;还有正统性考验,就是这本书的教导是否正统。早期教会除了以上说的这些,还有与一些其他的文献做比较:旧约,诗歌,使徒教会时代的信经/信条,对比耶稣的话语,这些统筹在一起你就有一组关于正统教导的书本全集。第三个测赦是“大公性”(catholicity)。这个意思不是说是否罗马天主教批准,相反的这个“大公”表达是:全教会都接受这些书吗?其实英文catholic就是这个意思“大公”:全教会。catholic大公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天主教这个宗教团体,俗称“罗马天主教”,她一个不同于更正教和东正教的,她是一个基督国度里面的一大分支。英文catholic“大公”要表达的就是:是否每个教会都能接受?我说过有些书一开始对于它的接纳是有困难的。有些是一下子就被接纳。所有保罗书信,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彼得前书,也许还有约翰一书,据我们所知,都是在第二世纪初就被接纳了。所以教会用了三个测试来辨别那些书我们认为是圣经,而我还会说,这三个测试是他们用来发现那些是圣灵感动默示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用来自我决定哪些是他们想要的正典,因为教会本身没有这样决定正典的权柄。教会本身也要服从圣灵的带领。这些测验就是:使徒性,就是说是使徒或者是使徒的同工写的。正统性,这些书跟我们接受传承的正统合不合?最后:大公性。

杰森·奥克斯博士 Jason Oakes

这些圣经正典的书本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写成的。通常,有些人会说正典是在主后四百年左右透过不同的大公会议,和对比了不同的书单才最后形成的。所以,你会听到一些怀疑主义者说,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根本没有圣经,是到了《希波会议》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公元四百年后才有。可是,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可以用一般常识,就可以发现早期基督徒早就在使用这些圣经的书本了。基本上就是新约的书信和福音书都被写成,然后被广传。而当教会承受这些写成的书本时,圣灵就开始动工,说服他们这些真的是上帝的话语。而这些被感动的人第一要做的事,就是手抄一本然后赶快寄给下一个教会,或者是寄给其他的主内弟兄们。所以教会不是用什么神秘的方式去确定新约圣经是哪些书。相反的这是一个生命有机性的发展(organic process),不是神秘性的,因为这些书被接纳是好像一个有机性的接纳过程(意思是教会一看就知道是上帝的话,是属于教会的),是后来才被正式化地由教会认出那些书是新约圣经,其实这些书被视为正典性的使用已经好几百年了。不是通常在学府里面所说的所教的,那种倒过来的方式。这些学府教唆教会本来没有正典的概念,是后来的公会强加给教会的并逼他们遵从。新约圣经的书单是反映了教会本来就已经正典性的使用这些书很久了。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新约正典是被早期教会从三方面识别的。其中一项就是要求要有使徒性和权柄性为根基。第二,我们从二世纪的《穆拉多利正典》(Muratorian Canon)的内容就知道,有些书是被教会公认有价值,而这些书被批准为应该持续在教会中朗读。第三是透过圣经话语本身。从早期教会的写作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些讯息让我们知道那些书是他们认为有权柄的。所以到了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哪些书是Kaine Diatheke(希腊文新约),新约圣经,新的圣约书本,是他们认可的。如果想要知道到确切什么时候,教会第一次把这二十七本书核定成为新约正典是很难的。因为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他们是常常受到烧书的困扰。英文字的“背叛者”(Traitor)-或者是Traditor – 原意就是一个叛教者在逼迫中交出圣经来换取生命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教会定做了最早的新约版本,我们现在最早的新约抄本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多早之前教会已经在订制新约了。不过我们有《西乃抄本》,这是第四世纪的抄本,我们也有亚他那修在主后三百六十七年所写的话,就是在他的第三十九封复活节信件中,他写出就是我们今天手上新约的每一本书,没多也没少。对我个人来说,身为一个学者和一个信徒,正典不是在一个充满烟熏的房间里面,被一些人所决定的这个事实给我很大的安慰。相反,正典是慢慢形成的,透过教会的见证,教会之所以能辨别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教会看到这些有独特权柄跟圣灵默示的各卷书本。

杰森·奥克斯博士 Jason Oakes

圣经本身对自己是如何默示的并没有太多的教导。可是圣经在有提到默示的地方对其教导的就很清楚。尤其是彼得后书从1章21节开始:

“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既没有从天上直接丢下来祂写的书,也不是人是凭自己的意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像是他们不吐不快那样,不是这个样子。相反这里教导一种双重作者的模式,是一种过程:上帝要把祂自己启示给人,可是又要使用人当作者来完成这个启示过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只是上帝使用了人,还强调上帝同时也是用圣灵来扶助他们。所以是上帝在说话,人可以借着圣灵的扶助而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双重作者概念,这些上帝的话就是完全上帝要表达的话语,每个字都是完全的默示 (Verbal Plenary Inspiration),同时,在圣经的各个写作里面,我们也看得到不同作者的特性。

戈兰·斯高靳博士 Glen G. Scorgie

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形容词来表达对圣经的默示的理解,其用意是区分他们对默示的诠释是彼此不尽相同。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有机性默示(organic inspiration)或者是口述性默示(dictation)。我认为圣经本身带我们到一个结论,就是默示是圣灵的工作,而对其最好的表达就是有机性默示(organic)或者是完全性默示(plenary),这些是多数福音派人士的共识。这个论点确认了圣灵对整本圣经在写作上的监督,同时,证实了上帝拣选的圣经人类作者为器皿在写作的时候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性。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L. Strauss

当神学家说有机性默示(organic inspiration)的时候,这是一种表达上帝如何与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语,上帝透过人为祂的器皿来传递祂的信息。所以当神学家们说有机性默示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人类作者完全照自己的话语写作的,用他们的词汇,他们的性格,为的是回应写作者当代处境性的实况。譬如说,保罗听到了一些事情让他担忧腓立比教会,所以保罗就想到他们的处境。保罗是照着他的人性来回应,保罗用他自己的词汇,他的语言,他的性格,他对当时处境的理解来回应。可是同时,上帝也使用这些工作,圣灵默示保罗,带领他,赐予他应当说什么,虽然还是保罗他自己的思念,他的性格,他的语言。所以这就是有机性的意思。圣经就是具有全然人性和全然神圣的,因为圣经是透过人的写作而成,不过最终圣经就是传递出的上帝的话语。

瑞克·罗德海沃博士 Ric Rodeheaver

我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想到这个问题就会有点迷惑,就是我们凭什么说两千多年前写的圣经对我的人生有权柄,而这本圣经又不是直接写给我的?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说我理解这些迷惑。就像我们每天都活在塞车当中,当我想到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很多事都对我有权柄,虽然这些事不是直接给我的。譬如说路标“停”。这个立法不是直接写给我的,可是确是为我写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属一个球队,每个球队都有他们比赛战术,这个比赛战术对我这个球员来讲有权柄,虽然不是专门写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生命中常常会碰到这类事实。圣经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像是比赛战术,不像是交通法规,而圣经是对我来说有直接的权柄。圣经不是透过那个中间人,譬如那是别人的主意,路标是别人放上去的,比赛是教练的理念写在比赛战术中。这些都是衍生的权柄,可是圣经对我来说是直接的权柄。所以我们的人生中常常有这些动态关系。我会说,圣经不是写给我的,不过绝对是为我写的。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今天很多人会疑惑说,新约是如何对我们有权柄,新约又不是直接写给我的。回应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方面。第一:因为新约是上帝的话所以祂本身就是权柄,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或者是为谁写的。这个权柄是有史以来不会改变的事实。不过我们也不用停留在这个木纳的教义性答案。虽然这些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可是真是为我们写的。上帝已经知道我们今天会面对那些人生的问题,而那些两千多年前的问题与答案也可以帮助当今的我们,对我们今生的益处有效。所以新约是为我们写的,虽然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

司提反·威特默博士 Stephen E. Witmer

圣经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祂有双重作者的写作方式。就是同时是上帝写又是人写的。而那些人,就是那些圣经作者们,他们没想到他们写的书信两千年后还会有人读。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们写作时他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广泛的读者群。所以,越来越多的福音书的学者们认为福音书的写作不是只是为了当时一小群人,而是为了写给所有的基督徒。使徒保罗也预先知道他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不会只有歌罗西教会的人看,而会传到老底嘉教会。反之亦然,保罗也知道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会传给歌罗西教会。所以确实人类作者写作的时候是写给特定的听众,有时候是个很广阔的听众群。可是他们绝对没想到两千年后那么多人会继续的读下去。但是,圣经不是只是人写的。在他们写作的同时,也就是上帝在写。所以,因为上帝也在写同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对我们有权柄,因为上帝的同在,上帝就是我们的权柄。我很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所说的话。保罗在反思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这些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历史,然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这教会的人多半曾经是异教徒和外邦人说,“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鉴戒,并且记下来,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圣经对人来说有权柄,虽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原本听众不是他们这些哥林多信徒,可是上帝知道祂默示这些经文也是为了他们的益处。上帝在圣经的记载上也有主权,所以在祂思念里面祂可以这样做,就是虽然一开始这些经文都有原本听众,可是上帝可以使用这些经文现在对我们说话。

司提反·威特默博士 Stephen E. Witmer

新约圣经确实是回应特定历史中的处境问题或有其特定听众,所以这会导致我们难以感受到新约对我们的权柄。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譬如看新约的一些书卷,像启示录,它本来是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信徒,第一世纪小亚细亚人,困扰这些人主要的问题是基督徒应当加入当时的商业协会吗?还有基督徒应当去当地的罗马帝国帝国神殿向凯撒烧香吗?这些不会是我们现在人要面对的难题。而加拉太书的写作是回应一个处境性的问题,就是外邦人基督徒还该不该受割礼。这个也不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所以,我们会受到诱惑说,这本书、这封信跟我们现代人无关。这些书怎能有任何权柄,任何要我们臣服的权柄呢?所以,确实这会产生一些文化上的问题。我们有一种脱节的感觉,而这感觉让我们更加难以明白这新约到底是怎样对我们拥有权柄?

约珥·亨特博士 Joel C. Hunter

圣经,尤其是新约,是回应一些特定的处境,我们需要明白些处境才能诠释 - 这就是所谓的“释经学” - 就是如何正确的诠释圣经,好使这些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或者至少能够用最接近的方法来把新约的教训应用今天的我们身上。让我们用新约书信当例子。每一本书信的写作内容都是为了回应特定教会当时的问题。譬如说在加拉太的教会,他们的问题就是想回到以前律法主义方式,所以保罗写了这本那么美好的书信给他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们都是从圣灵里入门的,你们是真的,真的想回到肉体的方式吗”?如果你明白了保罗的用意,你就知道保罗不是在概括整个福音故事,这是一个特定的回应,或者是针对某个问题的特定答案。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特定困难,你就可以说:“你知道吗,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的生命中也需要这些话语,我很欣慰我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自我挣扎的人,陷在自身的律法主义和完美主义中”,等等。第二:当你越去读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其实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所以有那么多教父,教会学者,还有其他人帮助我们,回应出现在我们会众中和我们自己生活里的这些特别问题。这个好像是一种“有求必应的神学”。当你越越明白经文的原本处境,你不光会看到他们的处境其实类似你现在的处境,你也可以自由的说:“你知道吗,在我现在的经历里,我确信上帝愿意帮助我度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原则可以应用在你身上,虽然你的处境跟他们并不十分一样,上帝还是关心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艾达·斯宾瑟博士 Aida Besancon Spencer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新约不像是一本哲学书,也不是一本词汇表。我们所拥有的,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上帝,我们有的是历史文献。祂可以是书信,叙事,一些历史事迹。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明白当时这些写作的处境,譬如说一封信,当我们明白这封信的读者们是谁,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样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今天作个对比 - 我们有什么类似的处境?你需要找到一些正确的根据来支撑你今天要做的教导。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

我们要记得新约圣经成文是快两千年前的事了,我们需要明白新约是汇集了一些古文献针对当时的古文化,回应当时的古人,这些人的世界和生活跟我们今天是非常不同的。可是,我们也需要记得新约也是写给我们这些上帝子民的,因为新约是有权柄性的见证基督,新约也为我们记载了对基督的使徒性教导,这些就像对原本听众一样对今天的我们一样有关联。没错,我们要明白有些要素是比较直接的用在原本听众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身上。可是新约圣经的整体信息,包括圣灵如何透过这信息对我们说话,对现在住在基督复活升天与等待祂的再来之间的信徒们都有关联。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

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们怎么能从一本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书里面找到关联。我认为一方面的答案是,你找不到一本书,甚至在世上找不到任何东西,它的存在本身与发生是全然没有历史性,具体处境,和具体环境的。我们思考的对象都是真的存在过的人,真实的历史,这些应该导致我们认为新约是更真实的。如果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他们的处境,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心,明白他们的思念,看到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那些举动。人就是人,人的本性并没有变,虽然我们的文化变了。所以当我们可以感触到那文化背景的时,我们就更有感触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文化处境,导致我们可以把这些教导更加关联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具体处境里。

司提反·威特默博士 Stephen E. Witmer

在我们读圣经文本,看到它们针对的一个非常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处境和历史现实,是我们不熟悉的,导致我们有种感受,会问这些与我什么有关系呢?很有意思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引用旧约,他在希伯来书3章引用诗篇95篇,而他引用的这些话是写给一群非常不同文化处境的人,这些话比他写希伯来书早了几百年。当作者引用诗篇95篇之前,作者说:“圣灵如此说”。作者不是说:“这是个古人跟我和我的处境有代沟的人说”,“说”是用过去式。相反,作者说:“这是圣灵” - 所以,作者诠释这些旧约的话就是等同于上帝的话本身,就是圣灵述说 “像圣灵所说的” - 这个“说”是现在式。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是活的,这些圣经的话与我们有关因为这些是上帝的话,是为了上帝的子民而说的。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Isaac

圣经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没有任何书可以与圣经相比。世界上有很多好几世纪前的优秀文学,可是多年下来,经过了几个世纪,当人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我很喜欢路德这样说法:“你应当知道圣经是一本教导我们永恒生命的书,其他自以为有智慧的书在圣经面前都成为愚蠢。”所以,圣经是一本无与伦比的书。圣经的经文,透过了圣灵的大能,深深的刻印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心思更坚定的接受这些是真的。

瑞克·罗德海沃博士 Ric Rodeheaver

圣经是两千多年前写完的,这样的书如何能有权柄?这样的书如何与我今天生活的环境有瓜葛? 这本书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东写的,我现在是21世纪活在美国的人。这个我们回到圣经本身美妙的双重动力,就是圣经有一些跨越性的国度原则,上帝所要求的天国价值观,与我们的文化处境的比较。一方面看,我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就是误解上帝的国度的价值观等同于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文化成为上帝的话语的过滤器。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否定有任何的天国价值观。同样的,不可谋杀是 - 多于两千多年前 - 这个诫命就算过了两千多年,也不表示已经与我们无关了。所以这就是牧师,神学生,神学家,他们的工作,是要小心的分析哪些文化里的事是文化本身的,与哪些是从文化衍生的,都是应当留在文化内。同时,而分别出来那些我称它们为国度的价值观,那些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国度原则,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两者。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

对于第一代基督徒他们会问的问题是:基督是谁?如果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个事实怎么关联到对上帝国度的认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跟旧约预言的关系是什么?旧约预言要来的君王,这位受膏者以色列的弥赛亚会永远的作王吗?一个已经死的人怎么能永远作王呢?所以复活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帝使那弥赛亚从死里复活了,又在祂复活后宣告说祂就是那大能上帝的儿子。因此,诗篇第2篇和其他关于弥赛亚会永远掌权的预言都在耶稣复活的生命上应验了。耶稣不会再死,祂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从那里浇灌下来圣灵,从那里掌管上帝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我也认为第一代基督徒对耶稣的其他问题大都是从此而衍生出来。

戈兰·斯高靳博士 Glen G. Scorgie

你知道吗,有一些特定的神学问题是新约原本听众渴望能有答案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包含这些:首先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第二:祂做了什么重大的事?然后,退一步问,上帝在历史中有什么样的计划?第四:如果有这个广大的目的和意义,那我在其中该有是什么样角色呢?最后:有什么是可以提供给我的资源,帮助我成功的面对一生的挑战?这些都是永恒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所得的答案,在今天这种普遍认为生命其实无意义的时代当中 ,定能给予我们一生的意义与目的。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

当我们去看新约原本听众他们所关心的一些主要的神学议题,很有意思的是跟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其实是相差不多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们关心的是:耶稣是谁?祂既是人又是上帝,这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神人结合?他们也会关心救恩的问题。谁是有救恩的人?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有救恩?对于跟随基督和与上帝相交有没有什么规矩要守?还有另外一个关注,就是基督徒如何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处境中?基督徒怎么与拥有不同世界观,不同伦理立场的人有交流?怎么与在市场买菜的人,自己的邻舍和亲人交流呢?基督徒如何生活在今世又不属于今世?这些会是新约时代的听众会追问的紧要问题,这个与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弗雷德里克·朗博士 Fredrick Long

新约圣经的作者已经假想了是写给多样化的听众。有些是犹太人,可是也有外邦人或者是非犹太人,而很多人都是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希腊,罗马,叙利亚。所以新约的听众是非常的多元化,可是在古地中海世界里也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众神祗的泛滥。在整个帝国里每个人都看到偶像,神殿,神坛,浮雕,铜像,铜板,这些都在宣誓神是什么?与上帝是谁。所以当早期的基督徒作家要回应他们身边初信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回应的方式是透过建立神学,用来给予这些基督徒一个准确对真上帝的理解。让他们能够确实的明白上帝是谁,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又如何跟周遭处境的假神与偶像作对比。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譬如说,保罗的书信都重复的强调上帝。我刚刚才看了哥林多前书,当你看到这本书的一开始几节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至少四,五,六次,一直强调耶稣基督是主,光是头两三节就那么多,这是很奇妙的。保罗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重新打入这些读者的意念,就是什么是真上帝的概念。而祂不同于当时世上一大堆的诸神与诸灵。所以,保罗的作法是一直在他的书信里面重复的引用到上帝是圣父,耶稣基督就是那圣子,是我们的主。那时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神明的册子,里面充满了诸神与诸灵,然而保罗要他们把这册子清干净,然后在封面重新写上:“这是真上帝的样式。”然后保罗重复地把正确的信息充满了大家的册子。这是信徒灵命塑造。如果他们要跟从基督的话,如果他们要跟从上帝的话,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正确的认识上帝。尤其要明白的是,一开始保罗和早期基督徒都明白耶稣是谁,祂是王,他是一个政治性的治理者。因为在古时,任何有权柄的领袖都是上帝赐的权利,不管是君王,帝王,地方藩王,法老等等,古人对他们的认识就是他们是上帝指派赋予权柄的统治者。所以保罗也要他们明白基督是个掌权者,他的王位有政治性。在古代,政治与宗教是交织合成的一个整体,而这会影响到当时的伦理,因为当时的君王,帝王,应该是道德榜样。譬如说,奥古斯都他自认为他是“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因为别人都要跟从他。他虽然也是像其他公民一样也是人,可是他也应该是在品德和行为上是突出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就是先知所期待的,就是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治性的掌权者,一个成为我们榜样的君王,教我们如何照他的榜样活在今世,祂在这世上彰显了真实的虔诚,真实的委身,真实的伦理,教我们如何活在这世上。保罗完全明白这一点。早期新约作者们也明白这一点。当他们把耶稣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呈现的是一个君王,一个掌权者。我们也看到耶稣自己也明白这个动态,譬如说,在马可福音里耶稣把祂掌权方式跟外邦君王的做对比,外邦君王喜欢操纵管束人。而耶稣说,你们做门徒的需要跟随我的榜样,成为仆人,意味着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成为最小的。“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这是马可福音10章45节。就当时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而言这句话是很极端的。至此,保罗和新约作者们都要早期基督徒,对上帝是谁有个明确的认识,也要认识上帝是指派谁作祂的掌权者,这样我们才知道要顺服祂的榜样,来臣服于祂的主宰,这个掌权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司提反·威特默博士 Stephen E. Witmer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新约听众他们的基本处境,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有更加认识的话,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几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何有些事会被新约圣经强调而其他事却没有被提起。譬如说,为何耶稣对性伦理和性道德这两方面的教导那么少?相反的使徒保罗好像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教导这些?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服事在一个非常犹太文化的处境,所以这些听众对这方面有一定的理解,这个文化处境对性道德本身有一个基本理解,所以我想耶稣是认为这些至少在教导上不需要常常的被提醒。相反,使徒保罗是在一个希腊罗马文化处境里面服事,这个处境里性堕落是猖獗的,到处都是妓女,所以保罗强调这方面的教导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只要有稍微明白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就会帮助我们去明白为何在某些处境里面一些事情会被强调,而其他事情没有被强调。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来表达对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是在约翰福音8章,那里耶稣在圣殿里站起来说:“我是世上的光”。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耶稣是在住棚节讲这句话,就是庆祝出埃及的节日,庆祝上帝当初从埃及把祂的子民拯救出来。我们从后来的犹太文献,密西拿(Mishnah),此文献结合了之前的资料,告诉我们在住棚节的时候,圣殿里会摆设很多巨大的蜡台,而用意就是用这些巨大烛光来照亮耶路撒冷。那时耶稣站起来在这四个蜡台面前,上有巨大的蜡烛亮光代表上帝的同在。他们在圣殿里过节庆祝上帝带领祂的子民出埃及,走旷野。耶稣就站在这些代表上帝同在的燃烧火光面前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神圣的宣告,耶稣说:“我是”(I AM)- 这里是回应了上帝在出埃及记里给摩西的答案“我是自有永有的”,在这里耶稣是说:”我就是这光,是代表上帝的光,我就是上帝“。所以处境,文化背景,历史背景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位耶稣是谁。

理查德·林慈博士 Richard Lints

考虑到新约作者的处境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就是在那个处境下设定了祂的话使这些话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明白上帝是在我们的经历之外,也同時的塑造了处境让我们的经历可以去理解上帝的话。语言 – 上帝是用言语表达的上帝 – 上帝使用的是一个处境内大家熟悉的语言。因此,去了解明白第一世纪的文化处境是很重要的,去明白他们文化中的辩论,明白他们的用语,他们的行话,当时的术语,明白这些是因为这也是当时新约作者们的说话方式。说了那么多,我们也要看到说新约圣经的信息,这福音伟大的信息,并不是说福音就被当时的文化处境所限制住,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处境限制了我们的理解。意思是这福音,某种方面说,是跨文化的。也就是说,当新约圣经说到第一世纪的偶像问题的时候,同时也是说到和谴责二十一世纪的偶像问题。所以,看重文化不是要去限制新约圣经的信息,相反是要在文化中与跨文化里去明白这些信息是如何的传递。

肖恩·麦克唐纳博士 Sean McDonough

了解圣经作者们的文化处境是很紧要的。一个很显明的原因就是离开了处境 - 言语,习俗等等 - 你其实并不知道你高举的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我认为神学上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不确认这些经文是有处境性的,我们是否定了上帝是在历史中作工的上帝,似乎我们认为上帝有一套无时间的哲理,祂随意的丢下到我们手中,这其实否定了上帝是动态地参与世界的运行,要达成祂的目的。因为这个理由,如果我们不去明白这些文化特质,就是上帝如何在一个处境中形成祂自己的话语,那我们别指望把这些在特定文化中得到经文,应用到我们时代和文化里。

雅各·史密斯博士 James D. Smith III

我认为上帝的话最让人惊叹的地方在于这些话可以应用在多种不同的情形。圣经本身说祂自己有果效的,有益处的,不管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和教导上都是如此。所以圣经的多功能,这些上帝的话是可以跨文化应用。对我来说这是好得无比的。其实其中一个我最喜欢表达的方式根本就不是说要跨到不同的文化中。就是祂是帮助我们自我审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日常面对的众多情况。一个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在他的一本书名叫“你看起来不像三十五岁,查理·布朗!” 提到有一天他看了他自己常常做记号的圣经 - 里面有一大堆经文被他做过记号,有箭头,画线,等等 - 他说他根本就忘了为何会做这些记号,可是上帝知道。上帝当时帮助他应用了上帝的话。他说这不只是告诉他上帝的话语是大能,也是解读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不同文化中的人在他们自身面对的处境中,会用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去接触真理与圣经的恩典这并不稀奇。相反这是喜乐的一部分,就像萨内(Lamin Sanneh)说过,圣经就是要被翻译的。早期基督徒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只是在语言学上做翻译,他们也在应用在生命中不同的处境了给予转化。

阿尔文·帕迪拉博士 Alvin Padilla

我肯定我们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听到基于同一段圣经经文的讲道,注意到对经文不同的解释与表述,尤其是在美洲西班牙语系的处境中。我们这些生活在美洲西班牙语系世界中的人,我们有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群体,知道两种文化有些小差别。例如,如你听都是基于希伯来书6章严厉的讲道,对于我们在西班牙语处境的人,讲道要相对生动活泼,因我们的文化就这样,讲道不太注重逻辑结构。而在盎格鲁 - 撒克逊英文处境的人,讲道风格更注重逻辑结构,得出结论。总体而言重点是突出神学。当然,我知道西班牙语教会的一种危险或问题,就是人们频繁的进出教会。人们在教会聚会两三个月,然后就消失在世界里,之后他们又回到教会聚会。希伯来书的作者持续警告,我们若离弃与基督的关系,我们不能重新懊悔,要被废弃。你需要很小心,不要告诉人你们不能再回到教会,好像他们回头时已经无法与主和好了。你警告的目的是要让人回头,因此,你需要对会众仔细解释这段经文。但是我会一定强调作者正在对希伯来书的受众说,任何人全然拒绝耶稣必然带来一个被祂弃绝无法回头的诅咒。在美洲英语世界处境里,我相信讲道的重点往往放在得救的确据上,这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解读。那么这里的副作用是让人自我感觉良好。注意到这与拉丁文化处境下的差别吗?在拉美处境下,我要强调他们不应该离开,而是有机会回头。但是在英文处境里,因为太多的自满自义,导致了形形色色的虚空人生。我就会对他们说,“你的这种人生方式表明你在拒绝耶稣,必将导致被永远地拒绝,没有机会回头与得救了。”

康斯坦丁·坎贝尔博士 (Constantine Campbell),三一福音神学院,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in Deerfield, IL],新约副教授。

约珥·亨特博士 (Joel C. Hunter),佛州奥兰多北地教会 [Northland, A Church Distributed in Orlando, Florida],主任牧师。

哥顿·以撒博士 (Gordon Isaac),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降临节派基督教研究伯克摄教席副教授。

柯瑞格·凯纳博士 (Craig S. Keener),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研究系主任和汤普森教席教授。

但·雷西迟博士 (Dan Lacich),佛州奥兰多北地教会 [Northland, A Church Distributed in Orlando, Florida],牧师。

理查德·林慈博士 (Richard Lints),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学教授及学术事物副校长。

弗雷德里克·朗博士 (Fredrick Long),爱斯博瑞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

肖恩·麦克唐纳博士 (Sean McDonough),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

杰森·奥克斯博士 (Jason Oakes),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圣经与神学研究(基督教思想)副教授。

阿尔文·帕迪拉博士 (Alvin Padilla),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西班牙裔事工主任及新约教授。

瑞克·罗德海沃牧师 (Ric Rodeheaver) (博士候选人),加州拉米拉达恩典福音自由教会 [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治理长老及主任牧师。

埃克哈德·施纳贝尔博士 (Eckhard Schnabel),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研究洛克菲勒杰出教授。

戈兰·斯高靳博士(Glen Scorgie),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Theology at Bethel Seminary in San Diego, California],神学教授。

雅各·史密斯博士(James D. Smith III),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Seminary, San Diego Campus],教会历史副教授,以及圣地亚哥大学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宗教学客座教授。

艾达·斯宾瑟博士 (Aida Besancon Spencer),哥顿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

马可·斯特劳斯博士 (Mark Strauss), 圣地亚哥伯特利神学院 [Bethel Seminary],新约神学教授,1993年前曾任教于拜欧拉大学基督教遗产学院 [Biola University, Christian Heritage College],及泰伯特神学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但以理·华莱士博士 (Daniel B. Wallace),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研究教授。

司提反·威特默博士 (Stephen E. Witmer),哥顿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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